英美在近代中国行使治外法权主体之型化与形替

在“条约世纪”里，英美在华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大致经历过一种以领事官为主向以法官为主的转变过程。依照不平等条约、英王御准的枢密令/美国国会法令等成文法，英美两国驻华领事官曾获得非同寻常的司法权和管辖权。但自19世纪中叶起，限制或规制领事官司法权却成为半殖民地国家反抗领事裁判权和英美本国政府加强治外法权统治的“共同目标”。对于领事官司法权的整个讨论，便转移到如何在华设立并运作“混合法院”以及专门法院之上。两国在华攫取的司法权由此从非职业的领事官渐次流动至驻华职业法官，但这不过是两国域外管辖权制度安排中“左手倒右手”的把戏，遑论领事官司法权事实上并未被彻底削弱。两国变换行使治外法权的主体，意在加强“治外法权统治”。     

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路径及困境北大核心

美国正在从限制中国、强化自身和联合盟友三个方面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从战略意图上看,美国要推动形成受其支配的供应链;从策略手段上看,美国要将供应链调整至对华全面拒斥和全面接触的折中区间;从政策设计看,美国对华脱钩过程采取谨慎的渐进主义。但美国的政策存在四重困境,即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难以平衡弹性与效率,对华技术管控面临信息和控制困境,政策难以在国内落地,其政策效果很大程度取决于盟友配合。上述困境将限制美国政策实施的效果和可持续性。但是,美国相关政策已呈现长期化、不可逆倾向,其影响不容忽视。     

试析欧盟推动对华“去风险”

自欧盟提出对华“去风险”以来，这一表述短时间内成为欧美对华政策主基调，并推动美西方对华政策新一轮合流。欧盟对华“去风险”内涵刻意保持模糊，实质上强调“减少依赖”甚至部分“脱钩”，核心手段包括提升技术实力、外国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对外投资管控等。欧盟对华“去风险”主要受地缘政治焦虑加剧、经济保护主义冲动上升、强调统一对华立场、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欧美对华协调加强等因素影响，将加剧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压缩中欧合作空间、加速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其走向有一定不确定性，全面落地并不容易。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亚太地区秩序演变

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制造打压和孤立中国的集团政治生态，但当前中美关系并非“冷战模式”，不会升级为经济隔绝情况下两个平行的军事联盟体系和意识形态阵营的直接对抗。亚太地区秩序走向更多取决于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互动，如果未来中国在亚太周边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终端市场角色，并成为地区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为地区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大力量，那么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将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政治生态，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流方向。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简析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

2022年3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递交了《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美国新版国防战略以中国为主要对手,提出所谓“一体化威慑”概念,以此作为国防战略指导思想。“一体化威慑”战略强调整合常规领域与核领域的作战能力,依托外交、经济、司法等国家战略力量,并借助其合作伙伴和盟国实力,强化所有战争领域威慑能力,进而形成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真正的不对称优势”。在美国不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将成为美国实施大国竞争、强化对华打压、维护全球霸权的行动指南。     

试析德国对华认知的变化北大核心

近年来,德国主流社会对华认知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出现重大变化,从过去的“二维角色”开始转向“三和弦角色”定位,即将中国视为无法脱钩的合作伙伴、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以及制度性对手。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德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进,也有中国自身快速的崛起,更有当前复杂的中美欧关系大背景,也与德国人性格中墨守成规的思维逻辑有关。尽管德国对华认知日趋复杂变化,朔尔茨政府上台后出现一定政策转向,但也应该看到德国对华认知变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中德关系仍存在内在稳定性,这直接关乎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     

印度强化对孟加拉湾的地缘关切：战略考量与推进举措

近年来，随着孟加拉湾战略地位的日益凸显，印度不断强化对该地区的地缘关切，旨在维护其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以区域经济合作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以及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印度在不断提升其海上力量的基础上通过供给公共产品强化安全合作，与周边国家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与域外国家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等举措来践履其在孟加拉湾的地缘战略目标。然而，印度强化对孟加拉湾的地缘关切受到域内国家的战略警惕、自身有限的国家实力、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等因素制约。印度的孟加拉湾战略对中国参与该地区事务以及维护海上安全都有重大影响。展望将来，印度在该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以及多边机制构建方面仍会久久为功，这将对孟加拉湾地区形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政治影响及作用机制北大核心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既改变了地区经贸格局,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本文使用2010年至2022年的数据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十年来,中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是如何对东道国民众的对华态度产生影响的。研究发现,中国直接投资的快速涌入导致了东南亚国家整体上更为负面的对华态度。投资行业的异质性、母公司的国有背景、投资进入的方式以及两国政府间的合作程度均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厘清中国在东南亚直接投资引发政治矛盾的作用机制,可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民心相通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