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骗购外汇罪

骗购外汇罪是 1997年刑法修改后的一个新增罪名 ,为了在实践中正确理解与适用该罪名 ,文章分析了骗购外汇罪的四个构成要件 ,即该罪的客体是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 ;客观方面表现为四种行为方式 ;主体为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分析、探讨了该罪的立法沿革及处罚问题。     

玻璃体钾浓度在推断死亡时间中的应用

近三十年来,眼球玻璃体钾浓度一直是法医学死亡时间(Postmortem Interval,简称PMI)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59年Nauman~[1]首次测定了人死后眼球玻璃体中钾、钠,钙、氯、尿素含量,发现死后钾浓度逐渐升高,而其它成分含量变化不大.1962年Jaffe~[2]发现3l例死者的玻璃体钾浓度与PMI的对数值呈正相关,并观察到死后玻璃     

有关继续犯几个有争议问题的研究

继续犯是刑法理论中存在争议较多的一个罪数形态。继续犯必须是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继续，时间继续的长短并非确定继续犯的唯一要素。继续犯和状态犯有所区别。     

读者来信

投保人只能在法定期间向保险公司索赔；暴力犯能否假释按新《刑法》实施后所判的刑期而定；没有共同故意，就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     

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

对于参与共谋者,最终没有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应该如何承担其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该将以＂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其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在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唐律》中共犯人的分类及其现代借鉴价值

《唐律》中的法定共犯人种类只有首犯和从犯，教令犯和胁从犯均不是法定的共犯人种类。区分首犯和从犯的标准主要是看造意与否，特定身份、特定情况下的客观因素亦可起到区分作用；特别严重的犯罪以及亲自才能实施的犯罪则不分首从。《唐律》中的共犯人分类具有科学性，其区分首从的标准与犯罪支配理论具有相似性。现行刑法的共犯人分类以及区分的标准都可从《唐律》的规定中吸收合理的因素。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简论色彩的翻译

本文通过对色彩翻译的例证进行分析,指出尽管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同样的色彩具有同样的物理属性.但是,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环境、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同一种颜色对于不同民族的人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却不同.我们翻译时不能只局限于概念意义更要注意颜色的社会属性和联想意义.     

中国的强盛是和平统一的保证

以陈水扁为首的“台独”顽固分子作出了“废统”及终止“国统”的错误决定,在台海制造了新的危机,反“独”促统运动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面对台湾当局的冒险,祖国大陆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和耐心,进一步以善意和宽容的政策措施来谋求两岸关系的稳步发展。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形成了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核心,以“八项主张”为筋脉,以“四点意见”为动力的完整体系,开辟了两岸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古人云:“遇文王谈礼乐,逢桀纣动干戈。”和平统一势在必行,避免兵戎相向而达成夙愿,是海内外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愿。祖国大陆综合实力…     

谈谈中国对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我国的“入世”,药品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到医药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关注。笔者由于长期从事与药品有关的知识产权审批及管理工作,对我国在药品领域的专利保护和行政保护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为了帮助我国医药企业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此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认识和见解,供大家探讨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