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吸纳与治理资源的生成：基于人民调解专业化的研究

治理资源是指一切可以用来实现社会治理的资源,是解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的关键变量。作为区别于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第三种理论,行政吸纳被认为是当前培育、再造以及整合治理资源的重要机制。通过观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运动式治理触发了传统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向专业化转型的启动机制,而由组织权威符号化、组织人员职业化、组织程序司法化和组织能力社会化构成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则推动了纠纷治理资源的持续性增长。作为率先通过行政吸纳将调解制度应用到行业性、专业性领域的尝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解医患矛盾、改善医患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治理资源的结构和数量决定了治理模式的选择,随着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运动式治理的积极成果有可能在常态治理中得到延续和巩固。这一过程意味着治理资源通过行政吸纳逐渐累积,并获得再次发展。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     

中国“数字政府”的政策演变——兼论“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关系

在政策概念上,数字政府电子政务二者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目标、任务和手段的概括与总结,反映了不同的政策内容。近四十年来,中央层面相关政策演变可以分为三条主线,即对系统、规划与管理的顶层设计,由分散向统一转变的工程规划和城市试点,以及由互联网技术转向互联网思维的信息服务与监管。地方政府治理的数字化也在不断推动模式创新与体制转型。总体而言,政策演变的特征可以总结为核心目标、顶层设计、政策议题、业务架构以及技术基础等五个方面。     

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因应之道

作为城市治理的末梢和基础,基层治理要求主体多元化、过程协商化、资源广泛化、结果持续化、约束公约化。但从当下的实践看,基层治理在上述五个方面都还存在着主体单一、协商不够、资源来源不广等问题。为了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工作主体上要更加注重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工作过程上要更加注重双向的沟通协商,资源来源上要更加注重各方统筹,工作持续性上要更加注重建管治并举,约束机制上要在法治和德治基础上,更加注重以约而治。     

民法典的制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显著优势之一,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力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程中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必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它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立法实践和重大成就,是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采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法治举措,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法治基础,也为其提供法治保障。     

中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变革的理路与前瞻

退役军人事务部的组建实现了我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的历史性变革。本文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变革历程和分析其变革理路的基础上,瞻望未来。建议通过厘定协调领导体制、理顺部门关系、优化内部结构,在法治框架下健全完善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导、多部门协同的治理体制,积极推进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与思考

社会企业作为一个公益性和商业性并存的混合体,一直饱受学界和社会的争议,但就社会企业的发展来看,社会企业以实现社会目标为价值理念,将商业模式与社会服务创新紧密结合,是以实现社会目标为导向的组织类型和可持续性商业模式,此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它是适合我国今后创新社会治理的一剂良方。除了其价值取向,不管是从宏观政策背景还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需求来看,社会企业都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股力量。但其由于宏观制度尚未给出法定意义上的官方认证、以及存在着同行业竞争困境和社区文化认同困境,社会企业尚未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作用。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离散及治理研究——一个村庄的微观透视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农民家庭的稳定与幸福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镇化给城乡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难。乡城流动过程中农民家庭发生异化,家庭成员或留或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家庭离散虽然始于家庭,但要解决家庭离散问题,必须从制度入手,通过改变制度环境、实施制度关怀、实现多元合作治理,结束农民家庭的异态生存方式,给予其自由的迁移权。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农民家庭的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而且也能为实现未来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智能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基于传播学的一种解释路径

基于大数据及算法技术的信息智能推送推动了信息传播业的深刻变革。其初衷是优化受众阅读体验、简化其信息检索与甄别流程,然而却有可能导致信息茧房,以及用户信息接收与观念表达极端化。传统新闻业构建社会共识的努力逐渐式微,网络用户政治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形态各异的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威胁。被政治集团利用从而影响乃至控制公众观念的智能推送,打破了信息传递与接收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粹主义进程。从智能推送到信息茧房,再到群体极化与社会运动,算法对新媒介环境中的民粹主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尝试从传播学角度阐释这一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