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警专教育技术工作谈

教育技术对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用教育技术取代电化教育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教育技术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各部门协同作战。学校的全体教师、管理干部和电教人员,对搞好教育技术工作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殖民者的台湾之“爱”——略评《由加利树林里》兼及张良泽的崇日心态

日据时期在台日人作者芹田骑郎以台湾原住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由加利树林里》 ,虽自称是爱台湾的产物 ,其实流露出浓厚的殖民主义意绪。小说描写异域情调和乡愁 ,感觉台湾乃日本本土的延长 ;描写原住民的野蛮、无知、懒惰和肮脏 ,日本人的先进和文明 ,为的是证明日本殖民统治的合理性 ;有关殖民者带来现代文明 ,受惠的殖民地人民感恩戴德的描写 ,其实只是作者的个人想像。将其笔下的原住民形象和原住民作家笔下的自我民族形象相比较 ,孰真孰假 ,昭然若揭     

一部启迪人、教化人的好作品——读《良心的呼唤》

近些年来,那些“另类”、“美女”、“武侠”和“戏说”类的小说充斥书店书摊,离文学作品教育人娱乐人的宗旨差之十万八千里。最近有幸看到宗安、宗勇两位作者合作的长篇小说《良心的呼唤》,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看完之后,感到这是一本真正的严肃小说,是启迪人、教化人的好作品。我说这是一部好小说,主要理由是小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良心”。小说的提法和写法不寻常。按传统规范,小说创作应当情节离奇、寓意深藏,让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良心的呼唤》却一反传统,它不仅保持了动人的故事情节,又能直宣主题,令不同层次…     

砸碎锁链 解放妇女——内蒙古贯彻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纪实

一在中国落后、封闭而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妇女受封建礼教的压迫比男子更深。毛泽东早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揭示:女子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束缚,即比男子多一条绳索。在黑暗的旧社会,“三从四德”(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从一而终”、“严守贞操”、“男尊女卑”等像枷锁一样套在妇女脖子上。有一首歌唱道:“旧社会好比是——黑圪隆洞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们最低层。”倾诉了广大妇女在“四条绳索”捆绑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也是封…     

把人才放到最合适的位置

某知名作家去报社办报，结果没几天自己便主动辞职。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写稿子，而是他的确不懂怎样把报纸办得令读者叫好，他自己也感觉比写小说还累。于是，作家继续拿起他的笔写小说。 老板在用人上同样会遇上像作家这样的人才，他们的确     

城口县委以培育人文精制促进思想解放

8月26日至27日，城口县委中心组借“周日学习”之机，举行“培育人文精神，促进思想解放”专题研讨。研讨会围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突破、加快发展”的主题开展，目的是通过培育“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来促进思想解放，进而促进城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心组全体成员认真查找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短腿”、“硬伤”现象的思想根原，分析了可能被“边缘化”的因素，增强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响亮地提出了“当破则破，无破不立”的口号。形成了城口县着力解决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怒力做到思想意识的五个破除，确保解放思想活动取得的工作思路。     

大力推进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适应新世纪对于知识与人才的挑战、当代学生必须求得全面发展,我国教育必须研究未来社会对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的要求,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培养新世纪的高素质人才。本文就怎样实施素质教育等方面对素质教育做了简要的分析。     

关于进一步改善我市投资环境的若干建议

2002年，台盟天津市委会、天津市台联会与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联合对北辰、西青、津南、静海、南开、河西等六个区县，就我市投资环境和台资企业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就如何进一步改善我市投资环境问题谈几点意见。     

试论张爱玲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

张爱玲小说创作继承的民族传统，主要来自明清世情小说、晚清谴责小说和民国社会小说，表现在描写世态人情、写实性、结构散漫性、全知视角、含蓄笔法和通俗性等方面。其小说的艺术优长和缺失，包括狭窄的婚恋题村、平实琐碎的生活细节、松散随意的结构、说书人的叙述角度、微妙的隐喻和暗示以及通俗小说趣味，都源于她对上述中国旧小说传统的继承。旧小说成就了张爱玲的小说风格，也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其思想价值和艺术品质。     

价值衡量与法律智慧

今年4月,应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场“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演讲,黄文艺教授做了简洁的点评。他认为,法律方法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司法立场、以规则作为出发点探寻事实法律意义的活动,但各种各样的法律方法仍然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虽然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基于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所得出的关于法律普适化结论不能很好地解决具体案件。但是关于法律方法一般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又陷入新的打着“司法立场”旗帜的普适性研究。而这种研究与立法中心主义倾向并无质的差别,也是要建构一种普遍主义的教条。我在其他大学演讲同类题目的时候有同学提出,法律方法能否制度化,能否变成必须应用的方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黄教授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我们知道,任何理论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是一种抽象的表述,都是思维的表达。用语言所描绘的事实需要借助人们的想象才能变得丰满,才能被理解成事实。这是由语词本身的概括性所决定的。那么,理论的研究者该怎么办,我们能否在摆脱理论研究的普适性倾向时,使法学真正走向形而下。看来问题并不能很好解决。对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结合,黄教授的评价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认为二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方法研究的过度理论化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法律智慧虽然因其宽泛而难以把握,但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给它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一般能分辨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平淡、甚至什么是愚蠢。当然这种分辨也许并不具有一般性,只是特定场景中的智慧,对研习者来说只能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而不可能照搬适用,但它对累积法律人的经验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如果法律方法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为法条的话,法律智慧则因是具体场景中的智慧而很难上升为制度。法律智慧一旦上升为制度,面临的就是具体应用的问题,即使是智慧也仅是历史之光。法律智慧实际上是要解决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创造与服从的矛盾,按图索骥式的“依法办事”,无所谓智慧或者愚蠢,但创造与服从也都是有正义之目的的。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目的,为了最终实现法治,法律人必须在实践中融入更多的智慧,否则就难以克服成文法律的呆板与僵化。为进一步明确与倡导法学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法律职业化进程,《政法论丛》编辑部特邀我组织了一组“法治理念下的法律智慧”笔谈稿,欢迎各位法律学人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