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企业政府管制体制变革的理论思考

公用企业，是指供水、供电、邮政、通信、铁路、民航等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能的企业。公用企业具有对管线的依赖性、规模经济性和成本的沉淀性三个基本特征。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公用企业属于自然垄断产业，因为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性决定了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提供产品能达到最小平均成本，即实现最大生产效率；同时，其成本的沉淀性又决定新企业的进入会导致重复建设的浪费和毁灭性竞争。所以，公用企业不宜进行竞争，否则，既可能导致重复生产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管理在“巨变轰炸”之后

两百年来，组织机构一直沿袭的是“命令加控制”这一近似于占罗马军团始创的模式。其基本概念是，个人应当执行命令，而命令发自最高层，所有的知识和智慧都存在于一个组织的最高层，由少数几个人作出基本的战略决定组织里的其他人要么是做实际工作的“扛枪士兵”，要么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传递信息的中层管理人员。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不足与完善——兼评我国《公司法》第183条之规定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为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立法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包括解散事由的过分狭窄、提起诉讼主体的单一、缺乏必要的过渡安排和前置条件的限制等,这将影响公司法在解决公司僵局、保护股东权益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针对现行立法的不足,在公司法作进一步的修订之前,必须为司法操作提供合理的空间.     

少数族群及其社区的现代化：从文化贫困到“文化自觉”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载体，模塑着人们的观念、信仰和心理世界。不同的族群文化传统折射出各族群的“族群心理”。面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少数族群因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发展的相对滞后，容易产生文化隔阂和对本族文化的自我维护与适应。这种相对封闭的文化和心理，是导致少数族群及其社区贫困的根源之一。正确处理族群间的关系，促进不同族群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适应，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和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是少数族群及其社区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多数暴政新解——兼就《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多数暴政”问题分析》一文与王俊拴先生商榷

密尔以自由为逻辑起点,对多数暴政问题展开论述,认为多数暴政是指世袭贵族和商业阶级运用国家制度和公共舆论对知识精英的一种侵害.其理论贡献在于对多数/少数的论述不自觉地区分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数/少数与数量上的多数/少数.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数与少数之分以建立在对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基础之上的谈判实力作为衡量标准,其多数即在民主进程中拥有强大谈判实力的人.数量上的多数与少数之分以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仅涉及数量上多寡的对比,其多数是指数量上的多数人. 两者的关系呈现2种可能一是两者具有重叠性;二是两者具有分离性.正确地区分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数/少数与数量上的多数/少数的意义在于2个方面一是澄清理论上的误解;二是指导具体的政治实践.     

试论民主的价值——以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统治的辨析为基点

民主的基本价值不仅在于追求多数人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多数人统治的政体;民主的基本价值也不在于选举领导人,选举只是制度层面而不是价值层面的问题。民主的真实价值在于,通过确认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即确认全体人民对于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权,确立由人民授权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对于全体人民的政治责任制,以实现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和社会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     

一路走来一路歌——自治区七次党代会以来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巡礼

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社会进步日新月异。外界争说“内蒙古现象”——今天。内蒙古人愈来愈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和自豪。为什么我们能转变世人的看法。让他们不吝言辞地夸赞内蒙古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生机勃勃的内蒙古？为什么我们能在较短时间内。把一个人口少、底子薄、起点低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建成几项指标全国第一。并快速发展迈进？这一切，我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功不可没。     

透视民进党组织体系

港澳问题顺利解决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已成为全体中国人翘首期盼的伟业，也是我们党确立的21世纪三大任务之一。当今两岸间经济文化正加速融合，但两岸政治关系却因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民进党上台而陷于僵局。今年1月钱其琛副总理指出：“广大的民进党党员和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是有区别的，大陆方面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访问”。     

各民族共同发展

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仅同汉族一样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而且还依法享有少数民族特有的各项权利。中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00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作出了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投入,     

善听：领导干部的基本功

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各种各样的权力，权力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可以用来最大限度的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被用来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的非法私利。因此，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定要过好“权力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