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抑或协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审辩关系

从域外看,合意型诉讼模式中控辩协商和审辩协商兼而有之,但两种模式均难称完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选择了控辩协商,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立法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异化了的审辩关系更多表现为审辩冲突,但合意型诉讼模式下的辩方意见已经蕴含在了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作为诉讼合意载体的量刑建议之中,审辩关系呈现退隐之势实属正常。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旨在调和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促进法官从消极维持诉讼规则的“旁观者”变为积极能动的审理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导入协同主义,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强调审方和辩方的协同性义务,尤其是通过法院职权作用的发挥,对控辩失衡起到纠偏作用,也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     

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要件的缺失与重构

诉讼要件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重要理论,具备独特的功能与意义,主要包括诉讼要件构成、审查方式、裁判方式等。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实践中缺乏统一、完整的诉讼要件规定,造成了起诉高阶化、审裁分离、缺乏应对诉讼要件变化的制度等顽疾。应以诉讼要件理论为指导,对民事诉讼进行系统的改造,包括植入诉讼阶段模式,降低起诉门槛,增加上诉与再审中合法性的审查等。     

德国侦查程序之新发展及其启示

德国侦查程序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发生了变迁与整合之趋势:侦查程序渐次取代审判程序的中心地位,而且侦查程序的发展方向又受到超国性、跨国性法整合的直接影响。我国的刑事诉讼在实践中体现的是侦查中心主义的特征,这是与现代刑事法治原则相违背的。学界几乎一致地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应变侦查中心主义为审判中心主义,但这又与比较法的走向产生了明显的背离。我国应紧扣刑事诉讼结构重心转移的时代背景,借鉴德国因应侦审结构转移的各种举措,完善刑事侦查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多发性侵财案件侦审对策研究

现阶段多发性侵财案件具有团伙化、低龄化、职业化、智能化等特点。在新《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在侦办多发性侵财案件过程中存在警力不足、侦查难度增高和规范化不够等难点。对此,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培养破小案意识;强化信息研判,确立情报导侦理念;重视犯罪现场勘查,规范调查取证工作;灵活适用新《刑事诉讼法》,有效组织讯问,实现对多发性侵财案件的有力防治。     

论上诉模式与发回重审的关系——兼论我国民事上诉模式的定位及其对发回重审事由的影响

发回重审作为上诉法院结案的一种方式,与上诉审的功能及上诉模式有紧密的联系。在事后审制模式下,一审的事实认定瑕疵只能通过发回重审的方式纠正;而在续审制模式下,事实认定瑕疵一般可由上诉审自行纠正,没有必要发回重审。我国的上诉模式应定位为续审制,《民事诉讼法》第170条将事实认定瑕疵作为发回重审事由的规定欠缺正当性。     

当事人

<正>IT传奇人物王江民去世4月4日,中国杀毒软件的开山者,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江民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59岁。王江民3岁因小儿麻痹症而腿部残疾,初中毕业后回老家山东烟台当一名街道工厂学徒,通过刻苦自学,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机械和光电类专家。更传奇的是,他38岁开始学电脑,45岁到中关村闯荡,创业中经历过分家、对手攻击等痛苦,     

关于处理检察院控申中涉信访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检察院控申工作的涉信访案件呈现出上升趋势,作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案件的处理直接关系着检察院公信力的树立,为此本文就处理检察院控审中涉信访问题的思考展开了具体论述,希望这一论述能够为我国检察院工作的更好展开带来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