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的诉审关系

在现代法治国家,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是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的,二者不能混同.法院不能承担控诉职能,起诉也不能对判决产生预决的效力.然而,我国控审角色经常发生混同,控审不分的现象着实常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公检法机关分享着共同的"作战目标",打击犯罪等同于正义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再加上两机关权力的同源性使得诉审之间的关系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携法律监督权,凌驾于法官之上,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影响法官独立办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法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院,法官也不能真正独立作出裁判.对此,如何转变司法观念,真正落实控审分离,对于理顺诉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撤回公诉

撤回公诉对保障人权和提高诉讼效率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我国应以立法的形式在刑事诉讼法中就公诉撤回制度作出规定;撤回公诉的时间应限制在法庭一审辩论终结前;法院在对检察机关的撤诉请求进行审查时应听取被告人、被害人的意见,然后作出是否准许撤诉的裁定;公诉案件撤诉后一律不得重新起诉。     

论公安刑侦改革的深入

侦审一体化后,刑侦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障碍,是其队伍素质难以达到公正司法所需侦办质量的要求,建立公平竞争的选人用人机制,又需要其它周边环境的逐步改善,难以一蹴而就。提高刑警素质应综合效力,将之融入改革大环境,以促进整个刑侦改革的深入。     

论公安刑侦改革的深入

侦审一体化后,刑侦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障碍,是其队伍素质难以达到公正司法所需侦办质量的要求.建立公平竞争的选人用人机制,又需要其它周边环境的逐步改善,难以一蹴而就.提高刑警素质应综合施力,将之融入改革大环境,以促进整个刑侦改革的深入.     

老郑其人

郑某,男,52岁,汉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某乡机关退养干部,括号副科级。出示这一简历,也许你会觉得多余,其实未必尽然。老郑这姓,实属好姓,不亚于12属相之首的鼠。倘得一官半职,必呼"郑某长"无疑。然老郑一生官运平平。在乡机关一直都干办公室工作,专为人作嫁衣,像走马灯似任过机关各办主任,但大都带个"副"字。其实,老郑自己并不在意这个"副"字。他常同人聊天打趣地恭维自己的祖先给占了个好姓,无论他主任职位怎么"副",人家还得称他"郑     

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二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迎来了二审。2020年8月初审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正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征求意见,并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共有327人提出1776条意见。...     

新证券法有哪些“新意”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将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在市场化、法治化的道路上又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证券法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法"和"根本法"。本次修法是证券法第五次修改,也是第二次修订。此次修订过程历时四年半,于2015年4月首次提请审议,之后于2017年4月、2019年4月、2019年12月进行了二审、三审和四审。     

侦审合一后的预审工作研究

我国的预审制度起源于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训令,立法于1979年7月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中,它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6月公安部作出侦审合一的刑侦体制改革,但目前侦审合一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它既有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和措施跟不上的原因,又有侦查人员破案任务重和素质能力弱,无法适应改革要求的原因。未来的预审工作,除了允许侦审合一的多种形式存在外,应当继续推进侦审合一;提高现有侦查人员侦查、预审素质;实行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专业或者相近专业毕业的学生准入侦查部门的制度。     

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构建的裁审体制及与劳动监察的关系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构建的一般案件"一裁两审"、特殊案件"一裁终局"的裁审体制是对我国原有制度的重大修改,该法确立的分类处理机制以及对仲裁机构资源的整合必将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如何在受案范围以及程序衔接上理顺劳动监察与裁审体制的关系,也是在理论及制度上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