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贿赂犯罪防控对策——以行贿罪轻刑化为视角

贿赂犯罪是严重的腐败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犯罪之一。由于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加之我国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特殊侦查手段远远少于法治发达国家,造成部分贿赂犯罪未得到应有的惩处,导致对贿赂犯罪打击不力。而人们将之归结于司法机关对行贿人的放纵,甚至有学者提出为了从源头上遏制贿赂犯罪,应当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对行贿人施以重罚。根据法律规定,行贿和受贿都构成犯罪,都应当受刑事处罚,如果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无疑使行贿人和受贿人为逃避刑事处罚而无形之中结成利益同盟,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办案难度。在当前形势下,要重点打击受贿犯罪以遏制贿赂案件的高发态势,应当坚持对行贿罪的轻刑化处理。     

浅议刑法引入容隐制度的必要性

容隐制度作为法律儒家化的精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法律思想,在各朝各代刑法中均有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立法受苏联影响,立法偏重于社会秩序的保护,忽视了人权的保障而没有将现代容隐制度引入刑法。本文从国内现状的分析入手,阐述现行刑法有必要引入容隐制度。     

地理政治与今日中东

萨达姆政权被摧毁后,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表现出了严重的部落化特征,这一特征迟早会在叙利亚重演,从而有助于伊朗的渗透,并威胁到半岛中心的沙特。豪斯霍费尔的幽灵1908年的最后一个月,斯蒂芬·茨威格在沿伊洛瓦底江上行的印度班轮上结识了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Haushofer)。后者当时是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每天都在用望远镜审视印度和中南半岛的风物,并且手不释卷。     

浅析我国现代刑罚理念的应有之义

现代刑罚理念应以刑罚基本理论为根基,植根于本土社会,从社会个体出发,倡导人道主义理念。作为我国刑事政策鞭策之纲的现代刑罚理念以其谦抑性、轻刑化的主张与刑罚目的得到完美的契合,理应被时代所接纳,以保障人权、实现基本的价值定位。     

政治中的人

在正常的政治程序中,民意代表无论是什么身份,都理应在工作时淡化与他人的差异,将注意力放在严肃的政治议题上。如在妇女节表演的委员们要知道,你们平时在舞台上对得起观众就可以了,此时的任务不是唱歌跳舞。     

来信

文化的原初定义,也许是人的生活方式。再退一步讲,便是每个个体与彼此联结,又与彼此独立的生活习性,这些习性与地域历史等扣合起来,便是文化。文化与政权密不可分。且不说秦以后2000多年岭南一统多元的政治特征,使得汉文化与南粤文化的融合,其后各种教派的传入使得人们的信仰亦多元化。辛     

监狱化人格：老布为什么自杀？

老布是谁？老布是著名监狱题材影片《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老布鲁克斯的简称。迄今为止,直接取材监狱故事的影片不下百部,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影片之所以自1995年上映之后立刻被不同类型、层次的观者奉为经典,在我看来是因为它不仅比以往任何一部同类题材影片更为深切地再现了监禁生存的真相,     

准确理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着中国的前进道路,然而找到正确的理论只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充分条件,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则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样存在的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九十六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情况下,引领着我们走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从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和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两方面来准确理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     

遵义会议精神的本质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1934年12月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在贵州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这一系列会议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为标志,形成了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逻辑起点,探索遵义会议精神对弘扬长征精神、红军精神、民族精神具有的独特价值贡献。     

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类型学:一个分析框架

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场域与这两个得到相对较多关注的议题相比,流动人口居住空间之获得和建构这一主题具有新意.我们可用“空间情境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将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获得并建构稳定居住空间的社会过程,分解为七个亚类的空间获得模式,它们分别是主流模式的族群聚居区(ethnic enclaves)、作为转型地带的城中村(urban village as transitional zone)和居住空间的边缘化(the marginaliz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以及辅助模式中的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住家服务模式(domestic helper)、居住正常化模式(the normaliz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和无家可归现象(homelessness).对此进行理论阐释,可勾勒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多个社会过程/社会机制.这七个亚类所涉及的社会变迁因素(结构性条件所带来的机会和约制)和社会能动因素(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自发性/批判性)的结合,塑造了流动人口建构稳定居住空间的社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