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主要观点的评析

近年来,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应当加强对实施主体、实施对象以及怎样实施等相关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专访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老实是最大的捷径”

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成功的标志,是打造出世界上第三套生态体系,我国计算机发展现在是第三阶段,目标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实现自主性,现在还是有不少地方依赖“市场换技术”的模式,多款CPU、整机产线一拥而上,以此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机会。买一条传送带只要几万元,再买一些螺丝刀和桌子,一条整机组装线就建好了,但整机组装是整个信息产业链中最不值钱的部分发展核心技术不要幻想“弯道超车”,像芯片这样的高复杂系统能力建设需要以30年为周期,不能经常“翻烧饼”,别人封锁时我们自己研制,别人放开了我们又放弃自主。龙芯已经干了20年了,相信再有10年,我们能初步建成第三套体系。     

平台经济背景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与完善路径

大数据时代,涌现出了许多平台经济体。平台经济的独特性,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也暗藏挑战,对平台经济领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与法治化规制提出新的要求。为此,立足我国国情,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监管,需要加强对平台本身的技术性监管,对垄断行为的实施者采取严厉的措施;基于平台的大数据特性,就需要加强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同时,监管还需要从法律依据方面,创新《反垄断法》的防范与规制。     

互联网产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及完善建议

互联网产业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成为经济领域中极具创新活力的行业之一。在我国传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研究领域中,对互联网产业反垄断规制内容较少,呈现出反垄断法规滞后的现象。总体上,我国平台经济趋势向好,但在其快速发展中也伴随着资本任性、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如存在强迫实施“二选一”、实施“大数据杀熟”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明晰互联网产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及现有法律规制的不足,提出滥用行为规制的一定建议,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数字背景下德国滥用市场力量行为反垄断规制的现代化——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订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拥有成熟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二元体系,其在第十次修订中加入了拥有竞争相关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拒绝开放数据接口行为如何适用必要设施原则、中介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禁止具有跨市场竞争显著影响力的超级平台滥用行为等回应数字时代市场竞争新特点的条款.我国《反垄断法》修...     

努力促进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协调发展

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构成文化生产力的两方面,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文化事业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文化产业是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可以培养和发展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为文化产业创造和拓展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不断增强     

要素市场化改革,迈了一大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公布。《意见》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改革任务。这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高端医疗设备制造

希望通过政策、医院、资本、企业多方形成合力,共同努力,把我国的高端医疗器械企业做起来,尽快打破外资企业垄断的局面,让更多的国产优质高端医疗器械造福患者,让人民更有幸福感。高端医疗设备制造是典型的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产品技术含量高,前期投入大,产出利润高,每一次创新都是对人类健康的一次推进,被誉为朝阳产业,是全球发达国家竞相争夺的领域。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融资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践的分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是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第三国进行投融资、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基于已有项目实践,根据中国与发达国家企业在东道国合作的密切程度,本文归纳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4种融资模式,分别是"共同承建""一方出资、一方承建""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充裕程度的差距以及东道国政治环境的稳定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差距越小、东道国政治环境越稳定,越有可能达成"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这两种合作密切度更高的融资模式。目前中国已与十余个发达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其中中日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得最快。本文基于越南宜山水泥厂、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欧班列等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代表性项目案例,验证上述关于融资模式选择的假设,并建议下一步研究议题应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的国际合作机制、国际规则及投融资争端解决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