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基于传播学的一种解释路径

基于大数据及算法技术的信息智能推送推动了信息传播业的深刻变革。其初衷是优化受众阅读体验、简化其信息检索与甄别流程,然而却有可能导致信息茧房,以及用户信息接收与观念表达极端化。传统新闻业构建社会共识的努力逐渐式微,网络用户政治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形态各异的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威胁。被政治集团利用从而影响乃至控制公众观念的智能推送,打破了信息传递与接收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粹主义进程。从智能推送到信息茧房,再到群体极化与社会运动,算法对新媒介环境中的民粹主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尝试从传播学角度阐释这一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命题以来,学术界对其从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概括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并揭示了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为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通过对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意涵、内容、特征、作用、问域、延展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评述,有助于系统总结既有成果,也有助于发现基本经济制度研究领域的薄弱点,以期为深化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提供方法论镜鉴。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与行政权运行逻辑

内卷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障碍。内卷化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层自治培育的不断努力与自治性功能弱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基层治理中权力的弥散化与权威弱化及功能性不足之间的悖论。内卷化微观运行的基础是权力共生网络,依凭权力共生网络可以建构三种权力行动逻辑。支配—适应、协同—合作治理理念下的权力运行逻辑虽然迎合了开放、互动、共生、民主的治理主旨,然而行政权的主导色彩与自治权的功能性不足导致其难以避免陷入内卷化的制度困境。基层治理中,亟须培育协调—整合的权力运行逻辑。     

当代墨西哥国家整合脆弱现状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化改革以来的历史与现实

20世纪70-80年代,墨西哥开启了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后的墨西哥并未按照理想蓝图的规划发展演进。一方面,墨西哥民族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政党政治以及经济政策选择的变化又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央地关系在局部处于紧绷对峙的状态,中央权力甚至无法向地方有效渗透。最终,改革过程中在族际关系、政体结构、社会治理三个维度上受挫,使得墨西哥的国家整合依然、甚至变得更加脆弱了。     

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乡镇商会为例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乡村社会内生型组织,乡镇商会组织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依靠资源输送、服务供给以及权威再造等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发展要素回流至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转型、关系网络扩展、资源汲取转化以及社会组织党建等动因的作用下,乡镇商会组织的嵌入行为得以发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挥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社协同的联结机制。     

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经验

从宏观层面来看,财政制度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改革逻辑。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先后经历了古代的统治逻辑、建国后的稳定逻辑、改革开放后的分权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规范逻辑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理逻辑。通过分析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政治学逻辑,可以看出财政制度改革的根本着力点是解决最突出的矛盾,改革过程中既要借鉴国际做法,更要结合本国国情。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财政制度改革应该以均衡和高质量为改革重点,提高财政制度改革的创新动力,使财政制度改革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