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意识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与物质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根据它的对象和内容不同,意识可分为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大学生法律意识指大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映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一、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必要性(一)依法治国的需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     

意见沟通渠道不畅条件下的公民政治参与及其启示——深圳市民李红光“广告参政”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2005年5月24日,深圳市民李红光苦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遇,到《南方都市报》以10700元登载广告,为其12条分别涉及建立公平社保、打破管道煤气垄断、降低出租车起步价等内容的建议寻找“婆家”[1],一时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李红光因何选择以“广告”的形式提出建议,而其所谓的“广告参政”行为又体现了哪些潜在的问题呢?从政治学的角度予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事件。一、“广告参政”———偶然事件乎?深圳市民李红光以在报纸上登载广告的形式,谋求与人大、政协之间的意见传递与沟通的行为,不仅为李红光本人赢得了“维权谏士”…     

后民工荒时代:走出失权

上个世纪中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十分犀利地指出,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全球化转向带来的严峻挑战,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怨恨歧视和社会排斥逐渐增加,社会整合力量日益消解,造成这些“世界的苦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家的撤退”——国家以市场自由为借口,退出对社会的保护。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以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热点为例

法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本文以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三个热点为例,分析了由于法律缺失和不完善,不依法行政、滥用权力,司法不公及司法权威受损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的关系。提出一方面我们应当教育群众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约束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保护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正式成立

2007年5月8日，经深圳市民政局深民社准登字〈2007〉7号文件批准，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Intellectual Traffic Safety Association of Shenzhen，缩写为SZITS）正式成立，并颁发了社证字第00655号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水平在提高

北京市民社会公德水平在逐年变动,把握其变动状况,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 惠及万千市民

在今年3月31日召开的长治市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长治市市长杜善学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一改过去《政府工作报告》的传统写法,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政府职能统领全篇,对今年的政府工作作了安排,并且部署经济工作只用了3500余字,而对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加强行政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叙述却用了7000多字。这给人们带来一个信号:市人民政府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施政方略,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政府的工作重点将从过去单纯以经济工作为主转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     

论法治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法治的社会基础。自治是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需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市民社会蕴含的公民意识是法治精神的基础。只有大力推进市民社会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法治。     

回归与重构:服务行政在中国的源起

服务行政是与传统的干涉行政截然不同的行政类型,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对中国而言,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即以对公民和社会的全面负责为己任,但这种全面负责以牺牲个体的主体性为代价,并非行政法意义上的服务行政。因此,服务行政顺理成章地出现于从全能政府回归有限政府的改革过程中。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

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