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徙自由权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一、迁徙自由的内涵和历史沿革何为迁徙自由?这是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古典自然法学派是现代西方法律的奠基石,其代表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创立了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并开创了宗教和思想自由的时代。”[1]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自由权利。广义的迁徙自由一般是指公民在符合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或者定居的权利;狭义的一般是指公民在国籍所在国领土内自由旅行和定居的权利。关于迁徙自由,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以下观点:一种是把它视为人身…     

版纳竹楼傣味香

刚到西双版纳首府允景洪,地方干部岩峰便拉我去曼景兰。他说:“曼景兰可是西双版纳的旅游热点,那里的傣味最浓、最烈,定会叫你流连忘返。”沿着椰树摇曳的大街,踏着晚霞的金黄色余晖,我们走进澜沧江畔绿树掩映的曼景兰寨。但见一幢幢傣家竹楼鳞次栉比,沿街停放着大小汽车和摆放     

尤努斯：脱贫才是和平硬道理

一直以来，诺贝尔和平奖因其内蕴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比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奖项更惹争议。2006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小额贷款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立的拉格明银行。相比较尤努斯的竞争对手：曾促成签订印尼亚齐省和平协议的芬兰前总统马尔蒂、澳大利亚资深和平斡旋者加雷思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尤努斯是个“冷门”。     

经纬赋人生——记全国劳动模范甘伯芳

甘伯芳，女，35岁，中共党员，重庆市涪陵金帝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织造分厂员工，自1989年4月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整经前车挡车工作，她用灵巧的十指，梳理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先后10次荣获公司操运会同工种第一名，8次被评为公司先进工作者，4次被公司党委评为优秀党员，     

前东欧领导人及家人命运追踪

最近，俄罗斯一媒体对几位前东欧国家的领袖及其后人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他们大多生活得十分艰难，但他们都还坚强地活着，并且开始学会适应这个变化了世界。     

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

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和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是构成原苏联符号学王国的两根重要理论支柱 ,其理论影响引起了我国文艺学界和符号学界的普遍关注 ,但至今还主要是对他们理论的分别研究 ,尚未比较他们之间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特征。本文则力图比较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研究方法 ,探索他们如何从语言学和超语言学的不同途径 ,共同走向社会文化系统研究 ;揭示他们怎样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构建多元共生的批评模式 ,从而指出他们对符号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     

论作为高层次伦理规范的正义

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所憧憬所讴歌的景状 ,从柏拉图到罗尔斯 ,西方学人叙说了数不清的关于正义的见解 ,既贡献了种种经典性论说 ,也使正义成为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正义实际上不是虚玄的事物 ,它也像法和道德一样 ,是为社会生活提供标准和指明方向的规范 ,不过不是普通的规范 ,而是高层次伦理规范。正义对主体的精神和行为都予以调整。正义不取文本形式 ,不是明文记载的制度 ,而是以观念化的形态存在于人的头脑、心灵、社会舆论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之中。正义是人们无法捧读的 ,但它却像时间一样 ,时刻就在我们身边。正义是伦理规范体系中规格和境界最高的规范 ,它以一系列美德或善为其基本内容。正义要求个人具备公平、公正、公道、正直、合理的美德 ,要求国家和社会体现自由、平等、安全这一类善 ,而法如果与正义结合便成为良法。正义的强制力比法更深刻 ,它以理性为强制力量 ,不以国家强力和法定程序保障其实现。正义的触角或统辖范围远远大于法的范围 ,它是关涉领域最广、时空跨度最大、尤具普适性的社会规范。在迄今衍生的形形色色正义理论中 ,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学说 ,影响尤为深远。正义具有绝对和相对两重性 ,是绝对和相对的统合 ;具有主观和客观两重性 ,是主观和客观的统合。正义是以具体的形式     

一个纯粹的人

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佩雷尔曼的传奇故事发生在四年前，而我是最近才知道的。一旦知道，心灵就受到极大震撼。     

紫禁城的第一部电话

<正>上海是中国最早拥有电话的城市,清光绪七年(188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公共租界埋电线杆,装设电话25家。光绪八年,大北电报公司又在外滩创设第一家电话局。     

绿屋会议改革研究——构建WTO决策机制中的“埃俄罗斯之风”与“忒弥斯之秤”

“绿屋会议”作为WTO非正式决策机制的重要代表，在WTO决策机制的运行历史中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多边谈判的效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提高。其前身G18对推动GATS、TRIMS和TPIPS谈判的达成即明证[1]。尽管在提高WT0决策效率上有目共睹，绿屋却因为对参与成员方的有限选择，对大多数成员方的强制排除，以及决策程序不透明等因素而受到广泛诟病，甚至获得了“黑屋”之名[2]。而绿屋会议本身又是作为WTO非正式决策制度而在wT0法律体系之外发挥作用，其存留与否以及改革方向对于WTO决策制度的效用发挥乃至新一轮多边体系的建立所起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