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量刑建议权

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无检察机关如何行使量刑请求权的规定,但量刑建议已为我国检察实践所接受,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因而在当下量刑封闭的情形下,构建我国量刑建议权制度对于保障被告人权益、节约司法资源显得尤为意义重大。     

高级法院可以根据授权制定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兼与赵良剑同志商榷

宜宾中级法院的赵良剑同志在《四川审判》2001年第6期上发表《高级法院不宜制定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数量标准》(以下简称赵文)一文，对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授权各地高级法院在其规定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幅度内制定具体数额标准的做法质疑，认为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导致司法不统一”，“缺乏公开性”，“在司法文书中从不被援引”，“弊多利少，实不足取”。笔者拜读后，深感赵文重拾旧题仍不乏新意、新据，难能可贵，但对文中所持论点及部分论据却颇有异议。笔者认为：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授权各地高级法院在其规定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幅度内制定具体数额标准的做法．利多弊少，应予坚持，并逐步完善。因为这种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改要点及理解

将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新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提高了处罚幅度,完善了处罚程序,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的特点,对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公共安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颁布与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治安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的主要内容这次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条文上看,由《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5章45条,增加为6章119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一)增加了应当受…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量刑幅度辨正——兼谈援引法定刑的理解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援引法定刑,所援引的是被援引条款的全部法定刑,而不是仅援引基本量刑幅度。因此,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法定刑一样,既存在"情节严重"这个基本量刑幅度,也存在"情节特别严重"这个加重量刑幅度。     

谈量刑情节的适用

量刑情节是案件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被告人刑罚的重要因素。运用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并依法确定宣告刑,是量刑的重要步骤之一。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及其操作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在美国及大陆法系国家被广泛肯定,且是在司法实践中操作的职权。近年来,我国若干城市的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被告人亦尝试了缓刑等量刑的建议,受到社会的关注。从对中外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不同认识及制度的考证看,我国检察机关充分行使量刑建议权是必要的,并需要进一步完善这项制度。     

湖南农业波动实证研究

湖南农业波动实证研究以湖南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作为考察指标 ,按照“谷—谷”划分法 ,在 195 3— 2 0 0 0年的 48年中 ,湖南农业增长率呈现 11个周期 (其中第 11个周期还未结束 )。纵向上 ,1976年为界 ,改革前后湖南农业波动状态特征悬殊 ,波动是由剧烈转向平缓。横向上 ,湖南农业波动幅度大于湖南经济波动幅度。     

基准刑调节方法实证研究

我国《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基准刑调节方法中的调节程式和调节幅度模式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调节程式中,复合模式的连乘法,使得基准刑处于不停变动中,隔断了一般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直接作用,弱化了"修正构成情节"的减轻幅度。调节幅度模式中,"比例固定"模式的调节比例固定,但其调节数值却随着量刑起点和刑罚增量的变动而变动。复合模式和"比例固定"模式是否与司法实践中的量刑规律一致,需要通过实证研究予以论证。通过盗窃罪的司法数据可以证明,调节程式中复合模式并不比单一模式优越,所以应当排除复合模式的适用,而选择单一模式。同样,通过盗窃罪的司法数据证实,调节幅度模式中,纯粹的"比例固定"模式不可能实现;"部分比例固定、部分数值固定"的"准比例固定"模式已经取代了纯粹的"比例固定"模式;"准比例固定"模式和"数值固定"模式应当处于并存状态。     

恢复性增长与不确定性风险交织--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2021年是全球经济经历二战后最大幅度衰退后又快速复苏的一年。随着疫苗研发与接种人数增长以及各级防控加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呈减弱态势,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而推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助推了经济复苏。疫情的不稳定和应对政策产生的一些副作用,再加上疫情前便已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各主要经济体未来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共同构成了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