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承担了重要的责任。但现在很多乡镇政府都感到越来越难办,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原因?赵树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着力点就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就是加大财政对于农村建设的投入。政府要在农村增加投入,要办很多事情,比方新型合作医疗、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等。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办这些事情,钱怎么样花,事怎么样办。现在的工作远远比以前从农村收取税费工作要复杂得多。收税就是加强监管,比较简单,但是要把钱放下去,把这个事办好,就要…     

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一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刑事政策的思想基础来自于国家的理念，坚持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相统一，保障人权优先的原则。在“社会先于国家”的理念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这种模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塞浦路斯振兴经济之路

由于岛国的特点和英国的殖民统治,塞浦路斯历史上形成了以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为主、基本无工业的严重依附型经济结构。独立之初虽受民族冲突困扰,塞浦路斯政府实施的两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基本摆脱了依附型经济结构。然而,1974年的土耳其入侵,使刚刚走上全面发展之路的塞浦路斯遭遇到灾难,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塞浦路斯政府连续制定并实施了4个《紧急经济行动计划》,仅仅20多年,不仅恢复和发展了经济,而且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现已成为中东地区屈指可数的富国之一,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其“两低一高”的整体经济特征为中东各国所称道。尤其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重视农业、人口适度增长的政策,对有关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Gc亚型检测的复合MS-PCR法及其应用

目的探讨建立Gc亚型检测的复合MS-PCR法及其应用价值。方法根据Gc基因中的2处点突变,设计2对片段相差5bp的等位基因特异性引物和1条公共引物进行复合MS-PCR,分析Gc多态性,并调查武汉地区218例汉族无关个体Gc多态性和鉴定10例亲子关系。结果复合MS-PCR检测的Gc基因型,与AmpliTypePM试剂盒的分型结果一致;武汉地区汉族人群Gc基因的3个常见等位基因Gc1F、Gc1S、Gc2的基因频率分别为0.4816、0.2592、0.2592,观察杂合度(Hobs)、期望杂合度(Hexp)、多态性信息含量(PIC)、个人识别能力(DP)、非父排除率(PE)分别为0.6193、0.6359、0.6253、0.7974、0.3480,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真三联体和非真三联体亲子鉴定各5例,前者不排除父子关系,与常规STR分型一致,后者经Gc-MS-PCR分型排除2例。结论建立复合MS-PCR法检测Gc亚型在法医物证鉴定中有实用价值。     

论刑事立法方法

<正> 在执法环境和司法人员素质这些外在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刑事法律效能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刑事立法本身的因素,即指导立法的政策思想是否适当以及立法方法是否科学。在刑事政策(这也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被认为适当的前提下,立法方法的重要性便突出起来。刑事立法方法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亟待拓荒的一块领地。《刑法》颁行10余年来实施成就显著,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些章节条款需要修改和补     

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探讨

随着我国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如何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有待于从理论上作进一步探讨。本文从理论上界定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分析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取向,探索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效机制。     

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

法院、当事人和律师的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民事司法难以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是造成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休眠”的主要原因。在法院方面,我国的政策实施型司法程序消弭了法院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利益诉求;在当事人方面,立法上则存在着利益诉求难以转化为诉讼权利,当事人缺乏理性诉讼动力等症结;律师在代理代表人诉讼过程中职业的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降低了其在代表人诉讼中的参与程度。     

对劳教人员“多进宫”现象增多的思考

一、引之近年来,劳教人员“多进宫”的现象在各劳教所都普遍存在,且在各劳教所的劳教人员构成中占较大的比例,“多进宫”劳教人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再次被劳教的时间间隔较短;二是绝大多数属财产型盗窃行为。因此,这种具有普遍性、突出性、短时间性和财产型多发性的现象,不     

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

对于参与共谋者,最终没有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应该如何承担其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该将以＂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其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在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