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两个争议问题的比较分析

在"依法治国"及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承包制下的承包经营权,并进行制度的重新设计,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现行人大法工委物权法第二次审议稿为视角,结合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两个争议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两个相关的结论.     

涉外犯罪与跨国犯罪、国际犯罪的比较研究

涉外犯罪、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并非一个命题的三种不同表达,而是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错的刑事法律范畴。因此,比较分析这三种不同犯罪类型的基本特征,明确其间相互区别的界限和一般原则,对于全面贯彻执行刑法的一般原则和国际刑事司法的一般准则,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涉外法律实务操作要点及建议措施

在国际经济和贸易发展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我国与全球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的差异,大量的经贸往来必然会带来分歧或纠纷,因此,衍生了约束或规范不同行为方式的规则和模范,同时由此带来法律,尤其是涉外法律的创新需求,然而当前在涉外法律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漏洞问题。因此,本文将对涉外法律实务操作方面进行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一些措施,希望可以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     

涉外法律实务操作及深度剖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国企业也逐渐走出国门,在全球市场上大放异彩。在全球市场上,与国外企业或个人发生经济纠纷极为常见,各国也都出台了对应的法律。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涉外法律产生了更多的关注。涉外纠纷的处理需要涉外法律的支持,所以涉外法律实务操作非常重要。本文将结合涉外法律实务操作的重要性,分析当前我国法律实务操作存在的问题,并谈一谈具体的改善策略。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极为丰富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方面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     

论高素质专业化涉外警务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而涉外刑事等法律问题也随之增多。涉外警务工作面临着重重考验,急需具有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及完善的法律知识储备的复合型涉外警务人才。然而,目前涉外警务人才的培养机制尚不完善,乏力的人才供给现状难以满足涉外警务工作的实际需求。为解决上述问题,涉外警务人才培养应采用“双轨制”,通过学历教育机制与优化职业培训机制的并行优化,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涉外警务人才。     

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刑法适用与实践考量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适用,但却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法律防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罪名。依法防控需要从法律适用和实践两个维度,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相关规定。在法律适用层面,需要重点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进行分析;在实践层面,需强调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应注意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德国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理念与工具

2021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     

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

基于两个分析性的创新：对社会事实秉持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解路径和对动态交互影响的强调,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并利用两种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作为“元综合器”,将战争的影响因素与冲突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联系起来,对散布在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和机制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整合性且动态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不但整合了既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众多因素和机制,而且揭示了先前被隐藏或被忽视的因素、互动和机制,由此指明未来在这些方向的探究将是硕果累累。     

中国古代的"四海"意识与艾儒略《四海总说》

中西交流是以地理知识的沟通揭启序幕的,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新知识,往往难以一时被中国古代士人所接纳.其中诸多细节,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例如中西关于"四海"的诠定.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四海"从传统的经史体系而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而在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地图和著述中",四海"从西方的航海大发现而来,用来唤醒中国古代士人的世界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反映了中西交流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