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完善

对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完善,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在判决的具体内容方面,应采情况判决说;在适用条件方面,应科学界定行政不作为的范围;在履行期限方面,合理期限的指定应以必要、适度为原则。     

从立法层面探究涉外收养法律制度

本文指出由于涉外收养在中国日益兴盛,为保护被收养人的最大利益,涉外收养应当专门立法,其法律规范应合理继承《收养法》,吸收《国际私法示范法》的法律适用制度,并借鉴《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的各项先进制度。     

从飞乐案看涉外版权案件的审理

一、案情简介 环球国际电影公司是一家根据荷兰法律成立的公司,系诉争的<神鬼传奇>等5 0多部电影作品的版权持有者.2003年3月6日环球国际电影公司与原告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将诉争的<神鬼传奇>等50多部电影作品在中国大陆内以VCD为载体的复制、发行、销售权授予飞乐公司,期限从2003年3月1日至2004年2月28日止.美国电影协会北京代表处出具版权证明书,证明其会员环球国际电影公司系诉争电影作品的版权持有者,且已将该影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VCD发行权独家授予了原告飞乐公司.     

贫穷的富翁

我和两个儿子,单亲了十多年,日子苦的能拧出水来。但是,我们苦中作乐喜欢阅读,在阅读中我们忘记了很多的人生苦痛。小时候家穷,兄妹七人,我排行老五。由于父母是船民,常年在长江淮河里随着船队跑运输,一年难得回来一次。而所谓的家,只有我和哥哥两人——两间低矮的草屋,一个不大的院子,座落在古栈道濉河的岸边。门前是青阳小学,书声琅琅;     

我国民事执行回转理论基础与制度构造的革新

我国民事执行回转制度一方面因在实践运行中背离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趣旨,出现了“审执合一”的程序构造和可能被执行回转之诉替代之问题;另一方面因生成于传统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又面临着理论基础和制度构造都需要彻底改造的问题。相较于其他被执行财产事后救济制度,民事执行回转制度对于实现诉讼经济和诉讼迅速的理念,促成纠纷一次性或最大化解决,有着十分明显的制度优势。因此,将民事执行回转制度由职权进行主义运行模式改造成贯彻处分权主义的运行模式,使之在保留原有制度功能及优势的同时,又符合新时代民事诉讼的发展需要,是当下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过程中应予充分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具体制度构建上,应将不当得利之债规定为民事执行回转制度的实体法基础,并将其定性为实质诉讼规范;坚持审执分立的程序构造和排除另诉的处理方案;将回转制度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审判程序”编中,并设立裁判解释程序。     

文风背后是个什么问题?

<正>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文章,批评当前党政长、空、假文风,并要求党员干部改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执政党的不良文风,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话方式和文件写作方式问题。文风也就是政风。不良文风蔓延说明,各级官员比较普遍地陷入文山会海中,做工作也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传达会议。现在人们都说要鼓励说真话、说实话,而在不良文风的蔓延之下,常常是都不知道如何说真话、说实话,因为人们已经太习惯说套话,说假话,说空话,莫予毒也。     

国际私法上之一般安定性与具体妥当性——以涉外契约问题为中心

国际私法究竟应着重具体的妥当性使个案更公正合理,抑或应着重一般的安定性使有确定及结果预见可能等,乃千古来法理争论。着重具体的妥当性者,即采最重要牵连关系论之弹性法则,以符合案件具体的妥当性之原则;着重一般的安定性者,即采刚性规定之硬性法则,以符合法律一般的安定性之原则。当代国际私法则不择一绝对遵从,而二者皆有所采,不过有以一般安定性为原则而以具体妥当性为例外者,亦有以具体妥当性为原则而以一般安定性为例外者。于涉外契约问题之表现言,台湾地区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6条乃一般安定性之代表,新修正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20条第2项乃具体妥当性之代表(但于第3项以具体妥当性补充),此也正显示出一般安定性与具体妥当性于国际私法之声势变迁。     

系统观念指导下的人工智能刑事立法研究

系统观念指导人工智能刑事立法具有理论优势,能够避免“技术决定论”在主导立法中走向极端,避免立法决策顾此失彼。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人工智能刑事立法应坚持“三个统筹”:一是统筹安全和发展,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保障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造福人类社会;二是统筹多方参与主体,在人工智能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的现实基础下,应合理确定各方参与主体的刑事责任,确定适格被害人;三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在国内立法中遵循法秩序统一性,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通国内立法与涉外立法。     

刑法教义学中故意理论的传统与前沿

可能性理论摒弃了独立的意志因素,与传统故意理论之间的争议是怎样将故意与过失的区分阐述到最好的地步。盖然性说和故意危险说这两者与传统故意理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前两者提出的比“认为这可能发生”更高的要求,是否应当替代或补充从独立意志因素角度去理解的涵摄过程。故意危险说无法作为独立或补充性的标准去区分故意与过失,其极端化思想也应当予以否定。故意不同于过失是因为行为人作出决定不去避免符合构成要件的事件发生。如果行为人在具体案件中认识到符合构成要件、法律所否定的风险,却依旧实施行为,那他就作出了这种决定。     

百年变局下涉外法治中“涉外”的法理解读

“涉外”通常指“具有外国因素的现象或行为”,过去主要指涉及外国因素的民商事活动且重点指“引进来”,即外国民商事主体在华投资或进行其他民商事活动等。涉外法治中的“涉外”不仅指上述含义,还包括“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或公民在他国或地区进行民商事活动所涉及的国外因素;此外,在民商事活动外,它还涉及有关公法活动如参与国际规则谈判及反恐、反腐败中的合作以及为相关国家提供法律服务等内容,即一般意义上的对外关系法之内容。涉外法治概念的提出及其“涉外”含义的扩充主要是应对百年变局下某些霸权国家过度扩张其国内法的域外效力、滥用“长臂管辖”以及采取单边制裁等而进行的法治斗争,后者对他国主权带来伤害,对国际法治造成阻碍和扭曲。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涉外法治”这一嫁接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既能维护本国国家、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又能匡扶国际正义,为国际法治的推进和完善做出积极贡献。因此,准确解读“涉外法治”中“涉外”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