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红颜多薄命——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孙维世

孙维世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孙炳文是中共早期党员，周恩来的挚友，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杀害。当时孙维世才6岁。母亲任锐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家庭的熏陶下，孙维世思想进步，立志革命。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她小小年纪就先后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业余剧团”等进步文化团体，担负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     

调解的策略与艺术

从商事审判庭到审判监督庭，经过多年的历练，我逐渐摸索了一些审判工作中的规律，积累了一些有利于促进调解和解工作的经验。现将这些工作方法和技巧进行整理和阐释，希望对各位同仁有所启发。为便于理解、记忆和吸收，我将这些调解方法归纳为“四个把握”。     

有关专利行政案件诉讼管辖问题的解答

问:作为专利行政案件的当事人,我想了解专利行政案件具体由哪级法院来管辖?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审理和知识产权庭在受理该类案件上有何分工?答:专利行政案件分为三种情况:1、以专利复审委员会作为被告的专利行政案件;2、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为被告的专利行政案件;3、以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为被告的专利行政案件。不同的案件,由不同审判庭来审理,具体如下:1、以专利复审委员会作为被告的专利行政案件的诉     

“革命老妈妈”陶承学写诗的故事

以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后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影响了一代青年而被广大读者尊称为“陶妈妈”、“革命老妈妈”的革命老前辈陶承，没有正式上过学。她于1911年结婚后，曾师从丈夫、战友欧阳梅生学过诗。她说：梅生教书的那个地主家，     

革命老人陶承和她的家人

陶承（1893—1986）女,湖南长沙人。1927年参与革命,先后在长沙、上海、重庆、延安等地我党的重要部门里负责掩护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职于政务院、内务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著有《祝福青年一代》、《我的一家》等,其中《我的一家》被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陶承一家为我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的丈夫欧阳梅生和儿子欧阳立安、欧阳稚鹤先后壮烈牺牲,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对党许下的忠诚诺言。     

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

<正>江南丝竹与广东音乐,都是具有南国情趣的丝竹乐,可谓南方民乐并蒂莲。江南丝竹是源于江浙一带的民间乐种。现已广泛流传海内外,成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所谓采苏杭之丝,载洞庭秀竹。变吴越佳音,集弦索精萃,江南有丝竹者。明、清以来,十番锣鼓市民自娱的清客串,民间职业的丝竹班(小堂名),以及江南地方曲艺(滩簧、清曲、南词)     

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庭前移送案卷制度的恢复,意味着1996年完成的旨在限制检察机关移送案卷范围的改革努力宣告失败,也标志着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案卷移送制度又回到了1979年的状态。在这种改革、规避改革和废止改革的表象背后,其实一直存在着法院通过阅卷来形成裁判结论的司法文化。造成这一文化形成的原因,除了有法官存在依据职权主导证据调查的传统、法官无法通过庭审来组织实质的事实审查以外,还有法院在庭外形成裁判结论、上级法院通过阅卷进行事实复审这些较深层次的因素。从1979年到2012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不彻底破除案卷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不将公诉方的案卷笔录阻挡在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死刑复核法院乃至再审法院的大门之外,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的刑事审判制度也就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双重身份演绎传奇人生

李锡九,1872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任家庄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他追随孙中山,投身于反对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为党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李锡九任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首席常务委员、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和军事裁判所所长.直到全国解放,他一直利用特殊身份,长期从事反蒋斗争和开展抗日活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何增强检察机关在庭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

新的庭审方式要求检察机关强化公诉职能,加强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的联系,以保障公诉对证据的要求能够充分实现,但由于目前诉讼体制的制约以及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项工作尚存在不足之处。应当通过坚持运用提前介入制度以及听证制度等方式,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树立检察机关在庭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