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自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一年来,他就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提出一系列倡议并成为法律,使俄罗斯政党建设出现了与前不同的新局面。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     

从台湾反核四社会运动探析政党政治与社会运动之关系

2013年5月20日，马英九第二任期届满周年，岛内各家民调均显示国民党的施政满意度在谷底徘徊，马英九似乎落入难以摆脱的执政泥淖。造成国民党面临执政困境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自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严重泄漏事故发生后就再度发酵，2012年底以来又顺势扩大的反核四（台湾第四核能发电厂，简称核四）社会运动，对马英九当局形成了超出预期的冲击效应，甚至一度演变为当前岛内政党攻防的焦点。本文将结合反核四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尝试探究台湾国、民两党与反核四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五大突出动向

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各国政党面临的内外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世界政党政治也出现一些新的突出动向. 一、主流政党引领发展的难度普遍增大,对发展模式的探索更加深入 近年来,全球多数国家陷入经济困境,加之社会生态日益复杂敏感,使得各国政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日新月异,亟需不断完善经济社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转型与创新探析——以时代精神嬗变与执政党软实力建设为分析视角

政党文化研究是当前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范式。政党文化转型与创新既受一定时代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又是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结果,体现着客观决定性与主观选择性的辩证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精神嬗变与执政党软实力建设分别从政党外部和政党内部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实现转型与创新,并决定着转型与创新的内容和目标。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一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实现转型与创新,又会进一步促进时代精神嬗变和执政党软实力建设。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国情与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特色鲜明、适合中国实际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优秀文化的沃土,产生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治实践,发展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近现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当代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软件"部分,对我国公民参与意识的形成、参与技能的提高、独立政治人格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关系着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社会转型,政治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和谐因素,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必须大力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更好地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推进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依法执政与政党文明

依法执政是执政党依据宪法和法律取得和行使执政权,并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依法执政属于政党文明范畴,是政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当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是政党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孙中山民初时期的政党伦理思想

所谓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由此推知,政党伦理就是政党与政党以及政党与国家、社会之间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民国建立之初的几年,是中国政党政治自晚清发展以来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尝试的重要时期。     

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在涉外家庭立法中的适当性评析——以涉外监护立法为视角

在涉外家庭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往往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如何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将“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融入到涉外民事关系立法当中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这一理念,同时也是国际私法中的适当论在涉外家庭领域的具体化和最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