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家"形态及其根源:印尼的案例

本文主要探究弱国家的形态特征及其根源,并具体分析了印尼这一个案.所谓弱国家,是指政府(履行其基本职能的)能力滑坡、社会结构趋向于涣散的这一类国家,是介于正常运转国家与失败国家之间的一种国家类型.造成弱国家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政治形态转型期的新旧二元结构冲突,也包括原本就比较松散的种族一宗教结构,以及全球化时代来自世界体系的压力.新权威主义可能是转型时期国家避免弱国家局面的一种实用制度和策略.     

猪瘟兔化弱毒疫苗不同免疫方法的免疫效果试验

将猪瘟兔化弱毒疫苗按后海穴和常规肌肉免疫注射,对免疫效果进行比较试验。选60 日龄健康三元杂交猪100 头,分为4 组。A 组:后海穴全量注射疫苗2 m L/ 头,30 头;B 组:后海穴半量注射疫苗1 m L/ 头,30 头;C 组:肌肉全量注射疫苗2 m L/ 头,30 头;D 组:不注射疫苗健康对照,10 头。免疫后30 d 测定血凝( HA) 效价,结果显示,A 组与C 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P< 0 .01) ;B 组与C 组相比,差异显著( P< 0 .05) ;A 组与B 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P< 0 .01) 。试验结果还表明,后海穴穴位注射安全可靠,免疫猪无不良反应,免疫后血清抗体效价显著提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政治协商——第八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综述

正2016年8月20日,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大学政党研究所、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党制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政治协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自中央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中央、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共23个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有24篇参会论文被收入论坛文集。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包心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周淑真教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新格局与中马合作前景

201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出现建国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政党政治的权力格局开始从巫统独大的单极形态转型成为多党制衡的多元形态。各主要政党沿着族群、宗教以及阶层的政治分野,呈现"两升一平一降"发展态势。从中长期来看,马来西亚的政党轮替将为中马合作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但从短期来看,新政府各党派的权力博弈很可能引发政治风险,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行政监督中“弱监“现象的原因与对策探析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行政权力的弱化与相应领域制约的短缺,使有效的监督遇到挑战,出现严重的弱监现象.其主要表现在行政系统内监督的弱化,立法、司法、社会舆论监督的弱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体制方面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原因.要惩治腐败,加强行政监督,从根本上要靠制度创新.只有经济、政治、行政体制的不断改革创新,才是行政监督体制逐渐完善的不竭动力.     

从英国自由党衰落看英国政党执政走向

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中,由英国辉格党演变的自由党,再次与由托利党演变的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两党的这次共同组阁、联合执政,是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政坛的首次。它存在两难的困境,但呈现出英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公安机关执法“弱环境”现状剖析与对策

公安机关执法的“弱环境”。是指影响或潜在地影响公安机关执法能力有效发挥，对公安机关执法不利的环境。影响公安机关执法的环境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科技发展带来的硬环境挑战，也有法制不完备、舆论导向不规范、警力保障不足等软环境方面的因素。从某种角度上说，执法环境弱化的现状不但亵渎了法律的权威与法制的尊严，而且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影响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机关整体形象的树立。     

政府治理模式新探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出不同的国家管理制度以及具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就是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范式。在我国现阶段,可以概括出五种政府治理模式:市场型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参与型政府治理模式、阳光型政府治理模式和亲情型政府治理模式。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党派影响及其新态势

美国政治中的党派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这也明显反映在对华政策中。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上不同的政策倾向,是它们在对华政策上有所区别的根本原因,而多年来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也主要以党派斗争的形式存在。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既有党派倾向因素,也反映出当前美国国内的共识。美国大选将近,正确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中党派因素的影响,有利于准确把握未来可能的变化。     

论爱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建构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建构的基本内核,主张个人权利优先于共同体的善,似乎与强调整体利益的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鸿沟.然而,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来理解,国家,作为理性的建构之物,无论是古典契约论还是现代宪法学,其正当性基础都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并没有独立于公民利益的国家利益.国家作为一种“带剑的契约”,无非是集结了个人的权利的反馈型权力载体.因此,爱国就体现为爱人,国家作为一种体现正义制度的公器,自然可以赢得其公民合乎理性的忠诚乃至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