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与律师之间的辩护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被告人与其辩护律师之间的辩护冲突是我国辩护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一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域外处理辩护冲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事人主导辩护”模式,另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律师独立辩护”模式,两种模式分别有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且各有利弊。我国辩护冲突的解决应当借鉴“律师独立辩护”模式之所长,实现从“绝对独立”向“相对独立”的转型,并通过“辩护协商”的工作机制预防和化解辩护冲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解读

为规范行政许可案件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4日发布了《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10年1月4日起施行)。为正确理解适用《规定》,对其起草背景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司法能动与纠纷解决

司法的被动性曾几何时为司法理论界大加赞赏、推崇倍至。但是,这种片面强调司法权的被动性并将其推向极端显然是矫枉过正。在我国司法国情条件下,片面强调案件在法律上的处理结果,机械套用法律条文,使法律脱离社会和民众的期待,这必然导致裁判结果虽然在法律上说得过去,但老百姓却不理解、不认同、不接     

我国刑事公诉撤回制度管见

公诉撤回制度是检察机关对国家的赋予其刑事追究权的反向变更。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撤诉问题作出保留规定。“两高”司法解释做了相应弥补,但规定粗疏,难以科学指导司法实务,导致撤诉实践做法不一。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者从撤诉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司法实践角度,     

论辩诉交易方式在我国的构建

公正和效率是当前我国刑事诉讼追求的价值体现,而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以其操作简单灵活、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对实现这一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其他各国也纷纷引入这种制度。我国在引入该制度时遇到一些障碍性因素,如公诉案件中控辩审三方的地位问题等,如何排除这些障碍性因素,建立起适合我国的辩诉交易方式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关于金融危机司法应对问题的调研

2008年以来,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我国社会转型期及经济改革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因经济衰退而集中凸显,反映在司法诉讼环节,就是金融、劳务、房地产、商事     

仲裁第三人的内涵界定与理论定位

目前我国关于仲裁第三人的理论比较混乱,这些理论大都混淆了仲裁第三人同仲裁当事人变更、合并仲裁、仲裁协议第三人这几个概念的关系,因此有必要进行澄清,并将仲裁第三人在理论体系上给予准确定位。同时,本文经分析认为,从域外直接引进的刺破公司面纱、集团公司、第三方受益人等理论都不是针对仲裁第三人问题的理论,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存有重大误读。     

我国民事再反诉制度之建构

对反诉之再反诉问题是民事反诉制度中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针对这一问题,以我国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为切入点,引出我国是否应当建立再反诉制度,随后对再反诉制度的理论基石进行详细解读。进而详细介绍有关国家和地区反诉原告对再反诉之应对模式。通过上述分析可得知,我国具备建立再反诉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基础,因为在我国建立再反诉制度是民事反诉制度目的实现之有效途径,是民事反诉制度内在属性的基本要求,符合反诉理论和司法之发展趋势。最后,结合我国民事反诉立法及司法实践为建构我国再反诉制度提出合理建议,重点对再反诉当事人之范围,再反诉牵连性之认定,对再反诉是否可以再次提起反诉等难点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亚当·斯密的和谐社会——基于旁观者与当事人的同情理论

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是实现其和谐社会的重要门径。为了诠释其同情理论,亚当·斯密引入了"旁观者"与"当事人"作讨论的对象。旁观者与当事人作为斯密研究社会行为的抽象个体,在诠释其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落实到旁观者与当事人的身上,即旁观者必须尽可能将自己置身于当事人所处的情境之上,并努力体谅当事人的情感;当事人亦会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进行反省式的同情,并且努力把自己的情绪调节至旁观者所能赞同的程度;在旁观者努力体察谅解当事人的情感,和当事人尽力把自己的情绪调节至旁观者所能接受并且赞同的程度这样两个基础上。斯密进而确立了两种不同的美德,即和蔼可亲与令人尊敬的美德;作为社会"旁观者"的人,具有一种"公共知识分子式"的同情,对社会进行"俯视式"的审视;而人才和鉴赏能力的评判亦是与同情能力相协调。     

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完善

举证责任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的一种责任,是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经历了从《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调整阶段的不完善,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相关司法解释调整阶段的逐步完善,再到《侵权责任法》的制定实施和《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体现了鲜明的阶段特色,顺应了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