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形而上学批判及对《国富论》方法论的影响

休谟的形而上学批判，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当·斯密同时并用了演绎法和归纳法来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命题，探讨增进国民财富的规律。休谟的批判对斯密的经济学方法论有着很深的影响：第一，斯密抛弃了先验预设的形而上学思路；第二，斯密从人们经济活动的习惯中抽象联想出“自利”人性观。这种影响有助于对经济学研究中人性和财富关系进行重新的反思。     

不真实的“完满”与不完满的“真实”——西方形而上学发展进程中的“真实”与“完满”

形而上学对智慧的两个方面的不同理解向度导致形而上学对“真实”与“完满”的不同的理论构筑,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的神学体系和笛卡尔的知识学体系是完满的,但是对有限存在的人来说是不真实的；康德对知识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进行区分,未能构造完满的体系,但相对人的本性来说却是真实的.对“真实”与“完满”的建构与人的本性紧密相联,人的经验性与超越性的二重性本质呼唤着相对完满的真实的形而上学的出现,“境界”的形而上学响应着此召唤,进入人们的视域之中.     

论现代科技与形而上学的重构

形而上学在古典哲学里是研究宇宙自然的基础。作为一种追求终极真理的超验的哲学，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但是，对形而上学的怀疑与批判的历史同样悠久。现代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形而上学的发展。形而上学也反作用于科学。人们面对着精神的失落，面对着生活的最终意义的丢失，现代人更渴望着形而上学的启迪与慰藉。必须结合时代理论的重大课题，必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必须结合社会人文因素，是重构形而上学的根本路径。     

浅析邓小平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摒弃

思维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关系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否。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坚决摒弃了禁锢人们思想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重新在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确立起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对于我们自觉调整和变革旧的思维方式,树立起辩证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道德重建要寻求新的人文精神

道德重建是学术界及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如何重建？本文认为，除了加强伦理道德及审美教育之外，在文化上应超越浅薄的知识论哲学，以人的心灵和永恒的先天道德本性为基础，发展人文科学，寻求新的人文精神；并认为，要建筑道德精神的大厦，归复形而上的大道本体论哲学是必要的。     

海德格尔论形而上学的终结

形而上学被规定为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按照这一思路的推进，现代欧洲的思想确立了主体的支配地位，而笛卡尔是预先思考了现代的形而上学基础目，在此之后的尼采更是接纳了其形而上学思想提出了强力意志的思想，并最终完成了形而上学的终结目。本文试图理解海德格尔对于此路向的具体规定。     

海德格尔论形而上学的终结

形而上学被规定为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1]。按照这一思路的推进,现代欧洲的思想确立了主体的支配地位,而笛卡尔是预先思考了现代的形而上学基础[2],在此之后的尼采更是接纳了其形而上学思想提出了强力意志的思想,并最终完成了形而上学的终结[3]。本文试图理解海德格尔对于此路向的具体规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形而上学"概念考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形而上学"概念有不同的用法,但在哲学史上都有根据.恩格斯的用法源自黑格尔,仅指与"辨证法"相对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用法则更接近哲学吏上的通行理解,即作为与"自然学"或"物理学"相对的"超自然学"或"元物理学".     

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哲学通论》确立的哲学基础理论

孙正聿先生所著的《哲学通论》围绕康德以来“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确立了前提批判的哲学基础理论：其一，思辨思维中，对常识和科学所以可能的“思辨原理”；其二，思辨思维中“思想前提”的思辨原理。二者构成了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     

文化创新的和谐生生理念及其大实践的境域诉求

中西文化分别具有实践涵蕴理性与理性规范实践的民族趋向。而这两种文化的融汇，实质上，就是以和谐生生之道贯通实践与理性的文化创新过程。古典形而上学因割裂理性与现实而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悻论；非难形而上学的张立文先生，在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同时，也为和合学确立了一个形上的“终极根基”。我们应确立自然、人与社会历史等诸现实因素多维度、大时空、全方位的互为目的、手段、中介的大实践观，以诸因素实践的发展的多雏度耦合的有效、有序性即实践信息作为新的时代理性，将和谐生生理念贯彻于理性与实践的时代性融通之中，有机地阐扬、吸纳、发展各种文化和文明，贯通理性、情感、认知、逻辑等诸种文化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