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与中日韩之间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10+3"东亚领导人会议机制的建立,使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建设得到了积极推动。然而迄今为止,涵盖整个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亚合作模式只能在基本遵循东盟方式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与创新,即坚持"10+3"机制这个主渠道与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的东盟原则,同时发挥中日韩等大国的核心协调作用。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协调好与东亚共同体关系密切的区域外政治经济大国的关系,保持东亚共同体的开放性。这应是实现东亚整体崛起与提升东亚国际地位的基本路径。     

东盟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与困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地区政治研究的兴起,地区公共产品理论已在地区主义发展的实践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强的解释力。一般而言,水平较低、进展缓慢的地区合作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该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引起,东盟即是如此。作为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和一个处于发展与建构中的一体化进程,在其几十年的发展中始终存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困境,并明显地制约了其地区合作进程的发展。东盟要想实现《东盟宪章》提出的目标,在共同体建设中加强合作,推进地区认同和制度化建设,从而增加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缓解供给不足的困境是东盟的必然选择。     

分而治之:南海问题管控路径研究

南海问题的症结是南海周边相关声索国采取的"合纵连横"争主权战略与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相对立。同时,由于"搁置争议"原则与主权不可分割性之间的矛盾侵蚀了"共同开发"的基础,共同开发变成了"抢先占领开发"。本文试图从两个路径对南海问题分而治之进行阐述:其一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在不同海域实施不同的治理管控模式,如"西沙—中沙—东沙模式"和"南沙模式";其二是对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战略及外交手段,打破相关声索国"合纵连横"的图谋以及大国"零和博弈"的历史逻辑,积极开发南海资源,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再被进一步侵蚀。     

城市化进程的中犯罪防控模式

城市的区域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及其相应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发展的进程应该与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同步。但是,在城市发展或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城市系统会从各个方面影响城市犯罪问题,有抑制,也有加剧,且多种多样。相应地,其防控模式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如快速反应的模式、西方国家的犯罪情境防控模式、新加坡的儒家营建家庭的犯罪防控模式、英国犯罪防控的警务模式等。     

以科技侦查推动侦查模式的根本变革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持续高发,犯罪类型不断衍生,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如果仍然以“人证为主”的侦查模式作为侦查工作的主导模式,必然导致侦查成本成倍增加,破案率大幅下降。侦查模式由“人证”向“物证”的转变势在必行。在实现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化中,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物证”的司法证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能客观、及时地提供科学证据,在未来的司法活动中将大显身手。     

金融危机下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再考察

北欧模式以其既稳定又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系,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多党议会制民主体制,一直被学界视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典范模式,而金融危机下北欧经济表现如何,其恢复滞后的深层次原因何在?本文以北欧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经济衰退的实证研究入手,对北欧模式进行了梳理与评估,对北欧多党议会制度治理模式与经济泡沫产生的关联性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在总结北欧住房模式"双轨制"弊病的同时,分析了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可资参考的经验教训.     

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合作模式探讨——基于路桥的案例分析

台湾银行业十分关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为大陆银行更好开展小微金融提供了借鉴。据此,本文探讨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的合作模式及如何开展合作。首先,本文分析台湾银行业在大陆的投资布局,认为台湾银行投资大陆以开设分支机构为主。其次,本文从技术合作、业务合作和股权合作三个角度探讨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合作模式,并以路桥为例探索两岸银行业小微金融如何开展合作。最后,本文提出推进银行业小微金融合作应采取的配套措施。     

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论——基于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模式变迁的思考

回族自先民以来主要经历了“伊斯兰宗教文化模式”、“回族伊斯兰文化模式”两个主要时期。当前回族文化模式正在向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兼收并蓄中外文化的“开放型回族新文化模式”方向转型。回族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部分地区的文化“断裂”和整体上对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吸纳不足。本文认为,回族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自觉更新以适应新的时代,要了解世界文化并成为其构建的组成部分,才能够真正实现文化模式的转型。     

疫情防控压力下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韧性。治理的韧性是制度设计力、能动者执行力以及治理对象调适力之间相互增强的结果。基于“压力型体制”分析框架,通过选取武汉、沈阳和石家庄三座大型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案例,利用各类资料还原三座城市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展开过程,可以探讨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同地方的治理调整过程,进而得出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疫情有效防控中的治理韧性通过三种机制生成,这三种机制可以概括为“零减压阀”“政府间目标重合”和“制度-能动者”之间的相互赋能。充分发挥后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能动者的作用,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有重要意义。     

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与前景展望

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性骚扰立法动议,经由地方立法试验、人大代表提案、群团组织推动、司法经验积累和国际社会关注,促使立法机关在2005年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增加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然而,在对性骚扰概念作出立法界定,以及对特定场所性骚扰的强化规制等方面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2020年,《民法典》明确了性骚扰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确立了特定场所防治性骚扰的义务,形成了开放式条文结构,引导了后续《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总结中国性骚扰立法的经验模式,其呈现鲜明的民意回应型、多级分工式、经验导向性和话语嵌入式特征。由此展望中国性骚扰立法前景,有望转向引导型立法模式,弥合现有法律体系的内部罅隙,继续积累性骚扰立法的中国经验,并嵌入国家和社会的主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