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须谨慎用权

正清廉,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三大主题之一,政府工作又直接和具体的人、财、物、项目、资金、资源等打交道,充满着形形色色的诱惑和陷阱,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泥淖、酿成悲剧。因此,在政府系统着重加强以谨慎用权为重点的学习教育活动,既契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又紧扣政府工作的实际,显得非常重要、必要和及时。谨慎用权,是习近平总书记一贯提倡并长期坚持的权力观。早在2010年9月1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就指出:"领导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     

国学经典

古人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被问什么是“死而不朽”。他回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意思是，最高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次是树立言论。这些东两，即使在人的肉体死去后很久也不会被废弃，比起俸禄家财、子孙祭祀，这才是真正的不朽。     

“当个品洁德美的作家”——记彝族诗人、国家一级作家吉春

正拥有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以自己的努力奉献社会的人生,是最美丽的人生。创造历史的是人,创造人间奇迹的也是人,决定社会科学发展的最终还是人。所以要实践党的群众路线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人。俗话说:人各有志,千人千面。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不同的追求。有人爱权势,对地位的升迁患得患失;有人嗜财如命,对金钱的得失耿耿于怀;有人爱灯红酒绿、美女咖啡、门庭若市的热闹,而有人却钟情孤舟独钓的清寂……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追     

论诚信之德与法治之道的和谐共进

诚信之德和法治之道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调节范式。通过对诚信之德意蕴的思考与法治之道的追寻，探寻二者的辩证关系：诚信延伸以辅法治，立法先要立信；市民社会的人际诚信，守法先要守信；用法为民提升公信力，执法者必要执信。而法制为诚信运行提供制度保障，法治诚信为诚信实践提供理念保障，法治之道为诚信践行提供人本保障。二者和谐前行需要各自独立的空间，又需要相互借鉴促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惩罚和激励机制。疏理以明志，诚信与法治的德与道的结合化梦想促和谐。     

知人善任 领导是关键

<正>举贤才、政通达、富国家、行教化是理国之大经。人才是国家的栋梁,百姓是国家的主体,一个国家集聚了栋梁之才,赢得了兆民之心,则政令通达,社会和谐安定。所以曾国藩说:"为政之要,千条万缕,而大纲必在得人。"自古以来,作为普通百姓,如有术业专攻、一技之长,当然是公认的人才,但是作为领导者,则应该能够选拔、任用人才并能善用众人和管理众人之事,才可配称为有才能的领导。古代,不受尺璧寸珠而视贤才为国之宝者,才称其为明主;当今,     

为文者必崇德

＂据于德,游于艺＂是传统的儒学经典,成为历代为文者遵循的准则。众所周知中华民族道德的思想源远流长,是人类最早施行道德教化的民族之一。《说文解字》认为：古代的＂德＂字和＂得＂字是相通的。德,是说通过自身修正,养成高尚德行,＂内得于己＂;同时还要德施于人,使众人得益,这就是＂外施于人＂。那么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严格地＂内得于己＂,才能更好的＂外施于人＂。     

中国崛起与“修昔底德效应”

<正>首先祝贺中华美国学会年会和"美国与东北亚局势"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我是研究国内经济问题的,想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谈一点与国际问题有关的话题。我们现在都在讲要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因为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出现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新情况。这无疑是我们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角度,但目前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和研究角度,这是中国自身国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德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比较研究

文章以德国和美国的住房政策为研究对象,从社会保障学和制度经济学观点出发,解析社会保障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说明政府政策的社会性和制度性。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主导下的德国住房政策表现为充分的社会福利性质,而遵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美国住房政策,则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完全定义在市场解决的范畴。任何无视社会环境,企图以它们为基础构筑某种住房政策的混合模式,都可能使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并使自己解决市场危机的能力受到约束。文章反对以标签化的方式理解政策体系,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才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根本目标和基础资源。     

干部“德考”之我见

好干部的标准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其中，对干部“德”的评价，我认为针对干部工作中的某些弱环，应把握好以下几点，避免在干部“德”的评价中概念化、格式化。     

怀着启蒙的情愫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读《论伦理精神》

人类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转型期中,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使人类在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变得不再适应,从而提出了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要求。面对这一客观的要求,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论伦理精神》中提出:通过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来解构工业社会的管理主义治理模式,同时,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建构起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人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曾出现过两次伟大的启蒙,第一次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出现的农业社会的启蒙,那是一场"哲学的启蒙";第二次是在欧洲18世纪出现的工业社会的启蒙,那是一场"法的启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这次新的启蒙即第三次启蒙,将是一场呼唤伦理精神并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启蒙。对《伦理精神》的研读,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超越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的道路,那就是通过伦理精神的启蒙,去建构后工业文明体系,建构起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德制,实现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