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霸权与帝国的历史变动及机理

霸权与帝国是影响国际政治发展进程的关键变量,在国际政治经济互动交织的视角下,霸权与帝国成为相对权势比较的阶段性描述。在无法全面垄断各个经济功能从而建立帝国优势的情况下,大国关系建构主要体现为相对权势之争的体系主导国的地位博弈,其根本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好崛起国与守成国在国际金融权势上的可能对冲。国际政治经济互动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典型特征和深刻机理,以财富塑造权力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进程的基本动力,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面临着不对称话语权和追求对称货币权的困境。     

“两学一做”凸显看齐意识

正看齐,对党员干部来说,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事关政治方向的大事;不是一般的品行要求,而是党性要求。向党章规定的基本标准看齐。党章规定了党的理想信念宗旨、组织保障、行为规则和纪律约束,每一条都凝结着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每个党员都必须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进一步尊崇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习近平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对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坚持党的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握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要求,立足于立德树人,在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同时,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     

论当代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

法治伦理是从法治本质出发,由法治化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形态,即中西治理文化的结合、时代和传统融合、民族性和全球性统一。法治伦理的形态蕴含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特质,即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和德教。当代中国法治伦理蕴含的四个特质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构筑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灵魂,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同时也是法治实践的行动方向、法治实践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始终踏踏实实地坚持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及德教的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以此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对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探讨

正领导干部是一个地区、单位、部门的领路人、带头人,肩负着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改革和发展的领导重任,其素质如何,关系到该地区、单位、部门的工作面貌,关系到整体工作质量和水平。在铁路深化改革、走向市场的新形势、新任务下,如何带领本单位、本部门干部职工改革攻坚、锐意进取,努力推进铁路快速发展是摆在当前铁路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严峻课题和巨大挑战。一、新时期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立德树人与公平正义校园文化建设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加之各种思想潮流的侵袭,尤其是随着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模式的巨大改变,电视网路、移动互联、多元文化等使得学生的成长环境更为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发育,同时给德育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严峻挑战。大学生涉世未深,自控力差,明辨是非的能力还没形成,极易受到暴力、金钱、崇洋媚外等不良思想的诱惑和侵蚀,所以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在当下显得更加突出。     

新时代高校机关党建工作的内涵与评价标准

做好新时代高校机关党建工作必须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推动机关党的建设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融合。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新时代高校机关党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彰显。在具体建设的过程中,要以机关党建铸就立德树人的坚强堡垒,以机关党建激发立德树人的蓬勃生气,以机关党建修炼立德树人的过硬本领,把人才培养成效作为评价新时代高校机关党建工作的突出标准。     

新加坡法德兼施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作为后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不仅经济迅速增长,而且政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它的崛起得益于其法德兼施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策略。我国与新加坡同为亚洲国家,有着相似的国际背景和共同的文化根基,因此研究新加坡的德法兼治思想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相结合、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村治功能的提升:基于合村并组的思考

合并村组拓展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空间,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但它给乡村治理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与困惑并成为其被质疑乃至否定的原因。这种治理困境一方面固然与村庄规模急剧膨胀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自治组织体系的残缺和乡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使源于个别村庄自身创造而后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广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国家权力因此在乡村变革中显得局促与偏激。而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制约合村并组中行政体系对村庄政治的吸纳,促进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重建社区生活的公共性,消解合村并组后自治组织的开放性与原有村落权力文化及社会关联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弥补村组合并后公共服务的不足。因此,从根本上消解合村并组后的治理困境,提升村治功能,必须在合理规划合村规模、创新村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坚持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相结合,通过政党引领、政府催熟和社会组织的自我涅槃,丰富和完善农村自治组织体系,培育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通过把社会组织的力量牵引到乡村治理中来,实现现代国家在农村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人物点评

厉以宁：为国有企业如何与民营企业并肩上路指明方向 2013年10月24日，在第二届工商行政管理创新发展高层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改革方向、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能否在竞争中共赢等问题发表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