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困境及其出路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动荡 第一,危机凸显金融体系及其"有毒资产"难以根治."有毒资产"指的是表面上仍有价值而实际上将会变成坏账、亏损的资产.如金融创新制造出的各种次贷相关衍生证券等等,不同于正常经营中出现的不良资产,"有毒资产"往往涉及高杠杆金融投机的欺诈骗局.     

如何摆脱“应付办理”的困境

今年全国“两会”上．部分代表、委员对一些部门“应付办理”的现象表达了强烈不满，与此相伴的则是一些议案、提案纷纷陷入“年牟提、年年黄”的怪圈、正如全国人大常委汪光焘所言：“国务院个别部门在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支持专门委员会办理议案时存在推诿和应付，这是对人大代表的不尊重”一些承办部门“重答复、轻办理”，或以“条件不成熟”之类的理由敷衍推诿．或以“正在研究”、“感谢关心”之类的答复虚与委蛇，伤了代表委员的心，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不满。     

群体性事件心理学分析——以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群体性事件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界研究的难点.了解群体的心理是正确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前提,文章以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为例,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此类事件,以期为更妥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可行办法.     

日本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如何为问题大学生施援手——以日本富山大学为例

为心理障碍学生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大学求学期是高校心理援助机构应尽的责任。日本富山大学立足于“让学生走向自立”这一心理援助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针对不同类型的心理障碍症状，因人而异地为心理障碍学生提供心理援助，取得实效。在工作过程中，心理援助者针对受助对象往往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敏锐直觉的特点，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创造有利于发挥个人长处的环境条件，并在实践中创造了名为“午餐实验室”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营造有利于心理障碍学生“与同龄人交朋友”的社交空间。     

巴西大选后的政党格局及政治生态

<正>2014年10月26日,凭借着3.28%的微弱优势,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罗塞芙战胜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阿埃西奥·内维斯(Aécio Neves),成功获得连任,实现了自2002年以来劳工党对社会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的"四连胜"。但是,胜利的背后却掩盖不了劳工党日益面临     

在押犯刑罚心理效应的测量和信效度检验

研究对象:访谈对象:北京市的在押犯50名左右,主要为暴力型犯罪的在押犯。测查对象:北京市的在押犯。初测样本量预计为300人左右;正式施测样本量预计为400人左右;重测样本量预计为100人左右。研究方法:访谈法、问卷测查法。数据分析主要通过SPSS18.0、AMOS17.0分析完成。研究步骤:设计访谈提纲和样本抽样方案;对在押犯进行一对一个体深访;编制具体项目形成初始量表、预测试;探索性因素分析,编成最终问卷;正式测查、重测验证;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效度分析,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探究在押犯刑罚心理效应的现行状况。     

公民参与志愿服务的道德困境与出路

志愿服务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公民道德的生动实践,遭遇了"主体动力不足"和"信任危机"的中国式道德困境。因而应在把握志愿服务的公民道德性、理性分析志愿服务的中国问题的基础上,自觉建构志愿服务的中国道路。     

“三位一体”创新镇村治理机制

2012年,李克强总理第二次视察恩施,要求恩施"在扶贫搬迁、移民建镇、退耕还林、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先行先试"。并"着力在创新综合扶贫体制方面破题,形成可资推广的经验"。龙凤镇作为全国综合扶贫改革试点区,肩负探索实践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重责任。同时,自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乡村治理迎来转型契机,乡镇是我国行政体制最基层的单元,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对镇村治理也提出     

少年司法的心理学援用

<正>【主题导引】心理学对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培养、教育各种人才,提高与改进社会各方面的工作,以及提高学习、工作和生产效率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我国一贯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重在对其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纠正其行为和心理偏差,使其不致重新犯罪,尽快融入社会。而对该原则的倡导和贯彻,实际上就要求我们在     

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优势、困境及出路

腐败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非政府组织作为腐败治理的新兴主体,具有社会公益性、自愿性、相对独立性、组织性等特点,与其他主体相比,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时,面临诸多困境,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消除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障碍,充分发挥其在腐败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一是转变观念,放松规制,夯实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主体地位;二是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升其参与腐败治理的能力;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四是积极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成熟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