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辨析

“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是女总理默克尔2005年11月30日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施政声明”中有关外交政策的提法,它将欧洲政策从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具有了独立地位。本文主要从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性质、德国外交政策身份认同的演进、德国政治精英对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论争等方面入手,系统阐释默克尔政府对外关系的特点。     

从“黄炎之后”到“炎黄之后”：早期话语中炎帝身份的转变

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身份在中国早期话语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在炎帝身份转变的四个阶段中,春秋时期的炎帝逐渐分化为具有盛德的炎帝和被黄帝征伐的炎帝,前者往往被视为炎帝本人,且在时间上先于黄帝统治天下,其后与神农合体,上升为“三皇”,并与黄帝组合成前后接续的定式;后者则逐渐被贴上无道、反叛的标签,以至被视为非炎帝本人,而是炎帝后裔或其他人。炎帝身份的转换与分化,深层原因在于华夏大地族群融合的客观进程,其中蕴含着华夏地区文化自觉意识的丰富和提升,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基石。     

互动与认知错位：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困境

作为迁移人口的集合,移民存有从迁出地迁出与迁入地定居两个主要过程。在此过程中,移民们受到以何种身份离开故土重新生活的困扰,迁入地主流社会也受到如何接纳这些移民的考验。经历了四次移民潮的法国是目前欧洲拥有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之一。面对数量庞大又异于主流社会的穆斯林移民,法国坚守的“共和同化”并不代表完全认可在法穆斯林移民的身份。与此同时,诉求不得也引发了穆斯林移民中的极端分子由“相异”到“相斥”。频发的恐怖行为引发了法国主流社会的不满。在这种恶性循环式的互动下,法国穆斯林移民群体与法国主流社会的隔阂日益加重。     

人格·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辨思——我国民法典的选择

人格是罗马法对自然人身份的确定,权利能力是德国法对团体身份的确定,民事主体没有身份性,其意义在于控制和归属。这三个概念都是一种法律技术工具。我国民法理论及立法应当放弃人格和权利能力概念,由民事主体取代。民事主体是现代私法对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预定。该预定应当以人性为基础,以激励和约束为其内在核心动力,构造多元化、开放式的民事主体体系。     

医疗机构开展非选择性别终止妊娠手术的法律适用(上)

医疗机构违法开展非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是卫生监督中常见的违法行为,如何对其适用法律争议已久且至今未能达成共识.结合处罚案例和司法判例,对其法律适用进行探讨,供执法实务工作参考.     

科技职场中女性的职业处境与性别管理——以IT女性程序员为例的质性分析

本研究将16位正在从事IT程序员工作的女性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她们进行线上访谈或面对面访谈,了解IT女性程序员的职业处境与应对策略,并进一步探究科技职场中对自身的性别管理。研究发现:一方面,在当前科技职场男女性别人数比例较为悬殊的背景下,传统的性别建构通过职场文化不断得到复制,并对女性在分工、升迁、加薪等方面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以IT女性程序员为代表的科技职场中的女性为协调同时身为"女性"和"程序员"二者间的张力,依据不同场合的互动对象通过采取"性别管理"的策略或顺从或反抗地面对性别化组织文化张力。只有改变整个社会中的传统性别社会建构,科技场域中的性别化现象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男女同龄退休,路有多远?——“性别平等的退休政策研讨会”综述

"两会"前夕,针对退休政策存在不平等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于2009年2月1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性别平等的退休政策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名誉会长彭珮云、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甄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康妮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的代表、专家学者以及全国妇联相关部门近70人出席了会议。     

指纹识别技术发展及应用概况

介绍了指纹识别技术发展历史、应用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展现了指纹识别技术在社会安全保障管理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到文化公民身份的认同

本文以公民基本权利的分析入手,论及“文化”已成为公民权利和义务讨论的新维度,已成为等级划爱和身份认同的新维度。文章指出,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不仅应强调政府对公民依法享有的诸多文化权利的有,保障,还应诉求公民在参与文化、消费文化、创造文化和保存文化等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由此,教育的责无宴贷、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化政策的引导成为从公民文化权利的确立到文化公民身份认同的关键环节。     

从国家身份视角看中国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在全球安全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与其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基本抵制、部分参与和全面参与三个阶段。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源于中国国家身份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的调整。国际社会对于核不扩散普遍价值观的认同,使得中国扩大了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从而在政策取向上保持与其他核大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