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历史变迁与体系展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的,其具体呈现为三重面相的叠加。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不具有组织或职权一体性,二者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功能性关联。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并非同质替代,而是有所分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若涉及重大价值决定,应当遵循全国人大的判断;在不涉及重大价值决定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充分自主地发挥其民主代议与协商的功能。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除能基于民主集中制开展政治控制型监督,还可通过宪法解释进行规范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三重面相,由国家治理需要、政体结构特点及不同职权间的张力共同决定,应以此为框架,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诸项职权的外部边界与内在界分。     

“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界定:理论与实证研究

通过收集和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在违约损失界定领域的判决,检验学界的解释学研究成果及其在裁判中的适用,可以发现,学界的解释论成果并未在法官(作为一个整体)的实践中得到适用,学界共享的解释论立场,也未为法官(作为一个整体)所采纳。与学界试图通过法教义学研究实现规则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并缩小法官的裁量权不同,法官以扩充裁量权的方式展开推理。在这一推理模式下,表面看来相互矛盾的法律意见,均可得以正当化,并消解了学界的解释论立场及其法教义学结论。从短期看,法官的立场有其合理性,但从长期看,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导致不能实现同案同判,法官应放弃其过度泛化的裁量权主张。     

论商标使用概念及其立法定义的解释

对商标使用概念的模糊认识长期存在,错误理解在实践中较长时间成为主导意见,原因在于欠缺体系思维和法律方法意识,以及商标法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难以及时解答实践中的疑问。综合运用比较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可以厘清该概念的真实含义;辨析商标使用概念与商标专用权、禁用权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正反两面认识该概念。《商标法》第48条定义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表述,意在界定商标使用概念的内涵,揭示其本质特征,并非要将范围限缩为商标已实际发挥识别作用的情形。在将来修改《商标法》时应该对该立法定义的表述进行完善,避免继续造成误解。     

自然的价值

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超越了传统价值观,提出的“生态价值”概念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由于其本体论的解释原则,不可避免地陷入理论困境。发展伦理学立足于人类生存论的解释原则考察自然的价值,克服了生态伦理学与传统发展观的各自片面性,提出并论证了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新的思考框架。     

当代西方哲学新见解：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

从 20世纪初开始,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科学的划界标准一直是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到了 20世纪后半叶,由于受人文科学解释学的影响,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许多历史依据似乎都消失了,科学哲学家们逐渐相信自然科学也是解释的。卢兹 (Joseph Rouse)是当代美国最新崛起的新一代的科学哲学家。他认为,说明和解释是一切文化领域都有的,而且都是局部的,而客观性、合理性、进步等则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既不存在划界标准,也不存在人类文化的一般说明。本文拟从分析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波普的证伪主义标准,到卢兹对科学划界的新发展,阐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必然的,而是相对的,偶然的;两者之间不存在截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区分。     

司法审查的能与不能:从"麦迪逊式困境"的重新解读及其解决说起

美国制宪者关于"麦迪逊式困境"所涉及的两个不同原则(即多数统治与少数权利)之间相互抵牾的态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既不相信多数,又不信任少数",而应当被解读为"既依靠多数,又怀疑多数"。此即"麦迪逊式困境"的重新解读,其思想意识根源就在于洛克式自然法理论遭遇了美国制宪者立宪的现实主义观。这种困境的解决,最终是由民主过程与司法过程共同予以完成的,仅凭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无法消解多数与少数之颉颃态势。     

我国现行宪法在制订、修改、解释和实施中的若干问题(一)

我国现行宪法在制订和颁布时,某些文字不够简练,某些语言不够准确,某些表述不够严谨,某些规定不够完善.在修改中,某些需要及时修改的内容未能及时修改,某些可改可不改的内容或完全不必修改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某些需要修改的内容或增加的内容在修改时或增加时出现了新的不足.在解释中,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及时将改革开放纳入宪法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之中.在实施中,某些规定或部分地,或基本地,或完全地得不到贯彻落实.总结和分析这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改进相关的工作,以利于维护宪法的科学权威和组织权威.     

判例: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兼论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法和成文法分别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法律渊源.然而,作为一种创制法律、解释法律的技术方法而言,判例法与成文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来自法官个案司法经验总结的判例法,由于其独特的直观性、灵活性,可以弥补大陆法系成文法适用与解释之不足.成文法亦是我国的传统,借鉴和移植判例制度,有助于克服我国司法解释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灵活性和公正性.尤其在国际私法领域,立法的严重滞后,使得判例制度的引进和重构成为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