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新司法解释七大亮点

201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正式实施，该司法解释对子女抚养、亲子鉴定、财产分割等近年来的“热门”问题作了全面规定，笔者试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度，以案例的形式对该司法解释进行解读。     

思想品德趣味教学案例三则

再试一次有个年轻人去微软公司应聘,而该公司并没有刊登过招聘广告。见总经理疑惑不解,年轻人用不太娴熟的英语解释说自己是碰巧路过这里,就贸然进来了。总经理感觉很新鲜,破例让他一试。面试的结果出人意料,年轻人表现糟糕。他对总经理的解释是事先没有准备总经理以为他     

一个“强化民主”的司法审查理论——对《民主与不信任》的再解读

在《民主与不信任》一书中,伊利试图通过建构一个非但不与民主相冲突,而且还促进和强化民主的一个司法审查理论,来回应司法审查不民主的质疑。伊利主张:在政府失灵,即代议程序不值得信任之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当积极介入;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以及纠正对少数人的某些歧视,是法院的应有职能;多数人决定与少数人保护,是民主原理的内在组成部分。伊利借助于代表理论,"尊重多数人"和"保护少数人"这两项要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对掌权者不信任的逻辑,贯穿于伊利的司法审查理论。伊利通过程序论,建构了一个比较融贯的司法审查理论,不过,却不能使宪法裁判免于价值判断。     

浅析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

我们生活在法律的调控之中,以法律为准绳.马克思说:"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法律需要解释才能获得生命,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什么是解释却如同什么是法律一样令人困惑."这说明法律是普遍一般的规范,把法律适用于社会现实生活必然涉及对法律的解释.一般来说,法律解释会产生多种解释结果.对解释结果的多样性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法律解释方法本身不能加以解决的.这就需要运用价值进行平衡.所以利益衡量或价值衡量是法律解释方法运用之后要接着运用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决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左右着法律适用的进程中方法、工具的选择,决定着法律适用结论正确与否.     

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认定——基于190件案例样本的分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设立虽然表明了我国在打击信息犯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上的立法决心,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却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诸多论争。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以及"非法获取"这三个概念。通过对190件案例样本的微观分析发现,理论界与实务界、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在上述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司法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同案不同判"。为此,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分析借鉴样本判决与理论成果,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完善。     

人大立法解释公民姓名权

10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怍了关于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解释草案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为使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习惯解释规则与合同法中交易习惯之认定

我国《合同法》将交易习惯作为合同解释和合同漏洞补充的依据,透射出立法者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但由于相关立法过于简略,给司法实践中该规则的适用带来操作困难。结合习惯解释规则的国际立法内容,我们认为合同中的交易习惯应满足客观存在、未被明示条款排除、符合法律及公序良俗四个条件,同时司法适用中还应处理好交易习惯并存时的科学选择问题和主张交易习惯存在的当事人的举证问题。     

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研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之所谓其他手段应本着与暴力、威胁具有相当性来理解,其软暴力色彩不宜否认。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应以实施犯罪行为为必要,不能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不能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在本质上《刑法修正案(八)》第43条第5款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只需体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犯罪活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中的自然法解释

虽然美国国内对于大法官在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中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来释宪是否恰当长期存在着争议,但是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和裁决中,自然法作为一种解释方法和论据从未消失过。立国初期,在塑造联邦国家与维护财产权方面,最高法院大量使用了自然法解释;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兴起,最高法院利用自然法捍卫自由放任主义和契约自由;20世纪后半叶,随着权利革命的来临及人们对捍卫个人自主性的诉求日益增强,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涉及个人生活方式的案件中不得不再次使用自然法解释。     

释法抑或立法:“技术侦查”法律解释之合法化困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然而，法典条文过于抽象、概括，需要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和细化。细察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发现有关“技术侦查”的适用案件范围、批准条件与程序、种类等问题的解释要么照搬法律条文，要么逾越立法自行创设制度，而置立法宗旨与立法原意于不顾。即使成为当下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的操作规范，但其“合法性”困境始终成为其正当性、科学性的掣肘。技术层面的分析虽可以直观、便捷地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但一日不具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之心，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困境便不得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