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探索与发展

个人信息具有保护和利用的双重需求，实践中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多发频发，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立公益诉讼条款，有利于更好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专业性、流动性，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标准不明确、调查取证难、制度供给和理论支撑不足、多元共治合力不够等难题，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责任认定规则，加强对公益赔偿金的管理使用，促推个人信息保护法各方责任主体衔接协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统一正确实施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矫正的域外比较

王敏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进行域外研究时有很多问题值得注意:第一点,谨慎。我们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研究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对域外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对法制发达国家情况的借鉴与参考,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非常普遍的。但包括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内,不同的国家的司法制度差异很大。由于某国在少年司法领域的某项做法很有效,我们就奉行拿来主义或者作为参考、借鉴,这种想法和做法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在借鉴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不同的国家在未成年人司法上的共同做法、共性、带有规律的东西是什么。这就需要谨慎,不能妄下断语。谨慎还包含另一面,即对我们已经取得的     

仇恨犯罪的刑法根基与犯罪预防

仇恨犯罪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多元化社会各国。它是以行为人对受害人的各种偏见为基础，以给行为人认定的某种群体的个人及其群体造成损害为目的，因此与报复特定个人和社会的犯罪不同，也与敌人刑法适用的犯罪类型存在差异。对仇恨犯罪的单独立法主要见于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仇恨犯罪单独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加重对行为人的惩罚，这并未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也未侵害言论自由，且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仇恨犯罪必然以上游犯罪为基础，同时行为动机系基于法定的偏见类型。仇恨犯罪的甄别与统计对预防犯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都有重要意义。仇恨犯罪中的偏见动机往往源于社会的结构性歧视，偏见产生移位攻击。在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并不显著时，监禁消除偏见的效果不如恢复性司法措施。对仇恨犯罪也存在爱的刑法观念的适用。我国没有必要对仇恨犯罪单独立法，但对涉及民族关系等领域的犯罪，可吸纳仇恨犯罪理念的合理成分。     

论被害人权利保护下的恢复性司法

刑事犯罪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恢复性司法是个很好地解决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的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新型的司法模式,更加注重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强调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文章认为,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过程中应构建相关制度以保护被害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