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警务合作制度变迁逻辑: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警务合作在欧盟是一个充满争议却又快速发展的政策领域。警务涉及国家主权与内政,因此,欧盟各国对于警务领域的一体化一直慎重又敏感。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范式的视角来看,欧盟警务合作制度的变迁取决于关键节点、路径依赖和关键行动者三者的协同演进及互动,呈现出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主体逻辑并行演进的多重逻辑变迁模式。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制度剧变的关键节点进行历史分期,欧盟警务合作制度各阶段的渐进变迁在合作环境、合作需求、合作职能、合作价值等维度呈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并先后由欧盟主要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作为关键行动者在制度外部推动欧盟警务合作制度变迁。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

近些年,全球治理遇到诸多困境,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的发挥。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西方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及融入世界的基础上,提升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当前的大变革时代,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出发,系统地回应了全球治理在主体、客体、规则、价值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全球主义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等全球治理主张,反映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性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     

论婚姻无效的法律效果

家事法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家庭共同体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三方面的复杂维度构成的价值秩序决定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法律后果的特殊性质。无效婚姻转换为有效婚姻不仅包括当事人已达到法定婚龄的情形,还包括拟制血亲关系解除后,不具有自然血亲关系的平辈兄弟(堂、表)姐妹之间缔结婚姻关系,以及前婚已经消灭,后婚转换为有效婚姻的情形。在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况下,无过失方请求过失方承担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包括侵权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两方面。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的财产关系原则上属于共同共有,这与离婚的法律后果极为相似。对于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前当事人一方以夫妻名义对外负债的情形,应当在外观主义下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064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范。     

电子证据的显微式审查——以知识产权案件办理为例

知识产权案件的高质量办理离不开对电子证据的有效审查。基于此类案件办理的规律与特点,电子证据的显微式审查是值得推广的“最佳实践”。该方法根植于原子主义认识模式,要求办案人员从微观视角对电子证据及其组合进行颗粒度微细的、透视感呈现的专业审查。它可以具体区分为两大实务技巧：一是“全面审”电子文档信息,判断知识产权权属;二是“动态审”关联痕迹文件,判断知识产权侵权过程。基于有关做法的专业性要求,办案人员可以拓展专家辅助审查的配套机制。     

跨越环境主权: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理解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演进的因果机制,需要梳理其中结构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萌芽期(1977—1992年)、调整期(1993—1997年)和深化期(1998年至今)三个阶段,先后表现出强调国家环境主权、重视国家环境责任、打造地区环境共同体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态主义潮流的同频共振、从环境权利到环境义务的观念转变和多元国际行为体的参与构成了制度变迁的结构性逻辑。1997年亚洲烟霾危机的爆发、1999年东盟扩员的关键节点、“东盟方式”延续与扩散的路径依赖、治理制度的弱约束性,以及东盟国家成本—收益认知差异性的历史否决点,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性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整体性把握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方向。     

我国家事非讼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家事事件具有情感性、公益性和牵连性等特殊属性。家事事件讼争性小,家事非讼程序既适用于非讼事件也可以适用于部分争讼事件,比家事争讼程序更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更符合家事事件的特征。而我国将非讼程序以特别程序命名,两个概念混同适用对于家事事件的处理和家事非讼程序的发展都产生了阻碍。因此,重构家事非讼程序应正视家事非讼程序与大多数家事案件的适配性,将家事非讼程序职权探知主义、不公开审理主义、书面审理主义等原则确定为家事非讼程序的基本原则;打破程序法理二元分离适用论的桎梏,探索适用程序法理交错适用论;采用家事非讼程序单独立法的立法例,取消特别程序的概念,以非讼程序予以代替。     

RCEP启动后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各国区域认同模糊、区域主义弱势发展、合作机制竞争性复杂,经贸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存在亚太路径与东亚路径的分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加速推进及其协议落地,标志着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开始制度化。东亚务实的区域主义迈进新阶段。区域国家明确的区域合作需求,危机驱动的务实合作经历与契合东亚社会文化传统的软约束合作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合力作用。从今往后,中日韩和东盟国家构成的“3+10”“东亚中心”将逐步替代领导力不足的“东盟中心”,实现东亚经济重心、经贸合作中心和功能平台的统一。东亚经贸合作将在区域认同增强、协商渐进的合作模式成为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可望成为全球经贸规则和机制升级的新增长点,并在全球经贸秩序变革中引领平衡、协调、包容的价值转向。     

论外观主义在民商事审判中的运用

外观主义旨在保护因信赖外观权利或者外观授权而与无实际权利的当事人进行交易的相对人,系以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保护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其正当性应由立法者进行权衡并内化为具体制度,因此裁判者不能脱离具体制度泛化地运用外观主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在现行法上,善意取得、登记对抗、表见代理(代表)等制度都体现了外观主义的法理,但各个制度在法律构造上并不相同,适用范围也各异。司法实践中,外观主义还常常被滥用于一些与交易无关的不动产或股权权属争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等,其根本原因在于裁判者误将法律关于权利推定的规定等同于外观主义,从而忽视了权利推定本身的制度逻辑。在执行程序中,执行机关无论是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还是针对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裁定,都是运用权利推定的结果。而在执行异议之诉或者确权之诉中,尽管登记权利人最终仍有可能被认定为真正权利人,但这并非外观主义作用的结果,而是适用权利变动规则的结果。     

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纪念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

托尔斯泰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颇有市场,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学说传到印度则成就了甘地。而在沙皇俄国的末期,这种接近佛教的托尔斯泰的学说显然是暴力革命最大的思想障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