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的技术困境——关于在监控侦查中适用司法令状制度的反思

监控侦查的及时性、秘密性、具象性、灵活性的要求与司法令状制度的审慎性、救济性、概括性、形式性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相抵触,这使得司法令状制度在世界各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的实效与其制度设计的初衰之间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在关于我国是否应该在监控侦查中引入令状主义及如何引入的问题上,必须抱有冷静和审慎的态度。     

韩国国会政治中的地域主义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因其飞速发展的经济而受到许多领域学者的关注,但是韩国经济的成功并不必然说明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成功,相反,韩国的政治发展恰恰证明了,政治制度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必须尊重该国的文化因素,否则即使全面地照搬照抄所谓“先进制度”,也很难在现实政治中达到某种制度在创立之时所要达到的效果。体现在韩国国会政治中的地域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代中国的十大观念变革

马克思主义看待社会形态,至少有两个基本角度：一个是社会制度的角度、经济社会形态（即一定经济基础和相应上层建筑的统一）的角度。可是,长期以来,我们通常比较重视前一角度,却严重忽略后一角度,忽视从生产力角度看社会形态,似乎“主义”问题或社会制度,就是社会形态的全部,统摄全部社会生活。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以偏概全的观点。     

试论国家建构与欧盟宪法条约

学界对欧盟走向,大多以超国家视之。可是不仅超国家本身即是难以界定的概念,而还且遮蔽了欧盟政治开创行为。通过美国联邦国家建构与当代欧盟实践之间的比较,旨在揭示国家建构与欧盟宪法条约草案之间的关联,提出欧盟的政治开创行为一直潜在于欧洲哲人的政治思考,欧盟的实践只是将这一潜流现实化,而且走出欧盟制宪危机必须从事政治开创行为。     

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下法官审判方法的基础——要件事实概说

准确、妥当、迅速地解决民事纠纷是任何民事诉讼体制的制度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不同的诉讼体制采用了不同的审判方法。在职权探知主义的诉讼体制下,这一方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段论＋证明责任理论”,在当事入主义的诉讼体制下,这一方法则被概括为要件事实理论。作为要件事实理论的核心概念,“要件事实”充分体现了“诉讼结构下法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即这一概念既体现了实体法上法律事实的可评价性和法律效果单一性的特征,又蕴涵着程序法上主要事实的具体性、特定性以及并存性的特征。     

合伙企业破产法律思考

《破产法》和《合伙企业法》规定了合伙企业的破产能力,而合伙企业由于自身的特点在破产时必然涉及到自然人破产。在合伙企业破产时,法律应坚持＂双重优先＂的偿还原则,并对合伙人实行有限的免责主义。破产法应同时适用于自然人和企业。     

论《物权法》中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

法定非依法律行为可以引起物权消极变动的效力,但出于交易安全考虑,事后进行备案宣示登记是必要的,整体结构安排要和积极变动的登记程序相协调。我国物权实施过程中应明确规定对因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应该进行登记,考虑对类似强制执行、遗赠扶养协议的受遗赠等特殊情况,在立法上作出一些例外规定。同时,对基于非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程序应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     

主体性-权利与生态文化——走出生态文化的误区

当前对生态文化的认识至少存在三种误区:1、将生态主义等同于环境保护主义,没有弄清楚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根本区别;2、认为生态文化自古就存在.未认识到生态思想与主体性-权利理念的关联,忽略了生态文化的现代化和后现代性;3、把生态文化领受为环境危机的产物,不懂得对生态灾难的危机意识源于生态主义立场,因而颠倒了危机和生态文化的因果关系.当代环境保护运动之所以收效甚微,就是因为环境保护理念本身是反生态的.如果人类不超越环境保护理念,那么,生态危机就不可能真正消除.     

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看清费立税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税收法定性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税收的征纳必须基于法律依据才能进行,包括征税主体依法征税和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两个方面。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征税,任何人就不能被要求征税。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最早产生于英国,以１２１５年英国议会取得对国王征税的否决权为先端,经过１６２９年的《权利请愿书》到１６８９年的《权利法案》,被正式确立为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它是近代法‘治主义在税收上的体现,同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一样,都是近代资产阶级在同封建统治者的长期抗争中反对专制、提倡民主的产物,是…     

从效率到合法性——临时组织结构变迁的内在机制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体系里面存在着"临时组织"这样一类特殊机构,它们的特点是数量庞大、机构职能广泛、组织变化灵活,以项目或事项为存在的期限。"临时机构"不断的产生和裁撤,将地方政府中的不同部门不断地进行重组和改革,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功能不断强化与改进的一个重要方向。以某地重点办为案例,通过人员访谈、文件梳理等方法,从动态角度对组织在发展阶段所采取的相应结构改变和机制运作进行了分析,具体对组织在创立、拓展、稳定、调整等阶段采取的相应的主导机制方面进行了考察,尝试分析临时机构变迁的内在机制规律,在该案例中发现这类组织结构变化模式是由最初效率机制为主导逐渐过渡为合法性机制为主导的模式。通过对该类机构的变化特点以及规律的把握,更加全面地把握中国政府机构变化与改革的机制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