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冲突的司法化解

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并非一个伪命题,其在司法实践中颇为常见。受到立法者的有限理性、社会的变动性以及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某些情形下权利的边界未被立法者清晰界定,并由此引发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权利冲突的存在导致了法律适用的难题,法官需要借助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来确定权利边界并进而化解权利冲突。法官在进行法益衡量时,可以参考权利位阶来作出判断,然而权利位阶秩序缺乏整体确定性,仅有有限的参考价值,因此法益衡量还需诉诸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三项子原则。比例原则能够指引法官对权利作客观和理性的衡量,最大限度地缩小法官的裁量余地。鉴于个案中的法益衡量具有决策性质,法官必须在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之间维持恰当的平衡,在解决权利冲突时不能逾越司法的限度。     

司法改革要谨防撕布效应”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的框架意见》（以下简称框架意见）,决定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六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司法改革告别仅有蓝图而无路线图的局面。框架意见释放的信息表明,司法改革牵涉面甚广,牵扯利益甚众,政策导向与法律导向相互交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不可率尔操觚,必须经过审慎试错。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民间法是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源于民间,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民间法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其具有显著地特点:地域性、民族性、自发性、和非正式性。国家法作为普遍的知识具有国家性、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追求的是一般性的对待问题,而民间法具有地域性和非正式性回应的是地方性的特殊要求,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统一性,因此二者必然会产生冲突,导致三种结果:民间法的胜利、国家法的胜利、民间法和国家法的相互妥协。通过对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关系的研究,使二者相互融合,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表达权的社会和谐价值考量

表达权作为依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表达权作为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手段,为社会和谐提供必要资源,作为实施民主科学决策的要件,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机制。     

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关系及其调适

现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实践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学术上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之间是既相统一又相冲突的关系,因而应当确立一种"动态统一"观来认识和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及时有效的调适。     

社会冲突与控制初探

冲突是直接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一种关系状态 ;冲突的根源和根本原因构成冲突产生的客观可能性 ,而作为准备和发动冲突的主体则在客观原因成熟后 ,才最终产生冲突 ;国家必须采取措施 ,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     

人际冲突及其解决方法

人际冲突客观存在且具有普遍性.人际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现实生活中它可分为五个主要类型.本文提出了解决人际冲突的几种常见的方法.     

当前社会群际心理冲突及其调适策略探讨

当前中国,群际心理冲突主要表现在群际认知偏差、群际情感疏离和群际言行冲突等方面。不同群体的类别化对立,优势群体的负面形象和弱势群体利益诉求不畅,群际封闭和内群互动所致的群体极化等是心理冲突生成和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需要从降低群际威胁,交叉类别化和导入共同内群,增进群际接触和群际流动,合理疏导公共情绪等方面缓解群际心理冲突,促进群际和谐。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起源路径的阐释

如今制度问题已经成为关涉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制度的生成与变迁作为制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得到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充分关注。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内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从文化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从冲突的视角分别给予不同的解释框架和逻辑论证。虽然各流派都尽力抽象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但在制度建构中就都显现出有限的解释力,我们应超出学科限制在更为深刻的层面去理解制度的原始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