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不兼容行为中“恶意”的解释与认定

“恶意不兼容”是《反不正当竞争法》2017年修订时确立的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之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从行为方式、损害后果和行为表现三个方面确立了“恶意不兼容”的认定标准,其中,“恶意”的判断既是关键也是难点。《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兼容行为设置“恶意”要求,是为了提高不兼容行为的违法性标准,体现了法律规制的谨慎态度。“恶意”的认定不应放松更不应放弃。可以从认知上的“恶意”与意图上的“恶意”两个方面来解释“恶意”的含义,前者指只有直接故意才可能构成“恶意”,后者指行为人必须存在明确的不当意图。实践中,“恶意”的认定只能基于个案,即通过判断不兼容行为的具体属性、行为人及其竞争对手的行为表现,以客观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存在“恶意”;必要时“恶意”也可推定,然后由行为人来反证自己不存在“恶意”。     

恶意欠债不还行为犯罪化初探

恶意欠债不还的行为,已成为日常生活和经济领域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欠债不还,不仅严重侵害债权人的利益,更会阻碍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危害程度不容小视,应将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发挥刑法保障法之功效。     

公司恶意转移财产 员工该向谁索要工资

法官： 2009年9月，我们与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1年的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3000元另加提成。可自2010年2月起，公司便以种种借口，一直未向我们支付工资。最近我们才得知，该公司早已负债累累，为逃避债务，已将经营所得及其它财产全部化整为零地转移至各位股东。如今公司已名存实亡，即使我们起诉公司，也只能是获得一张“法律白条”。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吕氏作乱”的真相：军功集团对汉初历史的恶意篡改

刘邦以一种典型的游侠方式建立了汉帝国。这种建国方式，直接决定了汉帝国不得不在权力分配上实行“三权分立”，以皇帝为代表的汉朝宫廷，以刘氏诸侯王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以及由军功人士所把持的汉朝朝廷，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     

论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及其相对性

票据是现代经济活动中一种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支付手段,它具有独特的性质,使其能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代替货币使用,大大地便利了商业交易活动。其中,票据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它既能促进票据的流通,又能保障交易的安全。但是,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票据行为仍然会受原因关系的影响。本文试从分析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开始,论述相对无因性存在的必要性。     

中国每例皇帝即位记录

“皇上驾崩的时候，太子在干什么？”这个设问句显然暗含一种阴险的预设，即皇上驾崩的时候，太子都不在干好事。鲁迅先生曾经愤激地说道：“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还不敢如此不惮，所以只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看《史记》里记载的皇上驾崩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部分劳动争议实行“一裁终局”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07年12月29日通过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过去劳动争议体制是“协商、调解、一裁、两审”，但一些用人单位通过恶意诉讼以拖延时间，加大劳动者维权成本，使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用人单位侵害时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救济。为解决这些问题，     

侵权过错程度论

侵权过错程度的区分可以追溯至罗马法,其对大陆法系民法及英美法系的判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而我国民法通则、法律实务及传统民法理论对其却不予重视。不可否认,侵权过错程度的区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侵权责任的成立及侵权承担的责任范围。只有认真研究行为人的侵权过错程度,才能够促进侵权责任赔偿机制的健康发展。     

恶意诉讼——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恶意诉讼的规制在立法方面缺乏实体性规范,导致在司法领域对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难以完善。现有的两部民法典草案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法工委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却被否认,本文通过论述恶意诉讼的规制方法及作为一种新型侵权行为的必要性,而得出恶意诉讼应作为一种新型侵权类型加以规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