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及其危害

在全球抗疫时期,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普世价值上演了一出出荒唐的闹剧,凸显出普世价值的非普世性。其不仅给全球抗疫带来了负面影响,也使一些国家错过了抗疫的最佳时期。当前,我国的抗疫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持续转化,我们应将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变成我国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契机,使中国人民在身体和精神上对于各种病毒都具有免疫力。     

抗疫国际合作的中国故事

中国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全面深化各个主体间的团结合作为核心,以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为着力点,以加强抗疫制度建设为政策落实保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其主要特征体现在:坚持全球视野与中国方案相统一、整体把握与分类施策相统一、开展合作与坚持斗争相统一。     

能源命运共同体： 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解决全球问题, 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 “中国方案 ＂。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不仅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 也是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举措。 因此, 通过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来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能源供需格局、互利共嬴的能源合作关系、绿色环保的能源发展方式、普适高效的能源治理体系, 对深化国际能源合作, 维护全球共同安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 需要世界各国树立命运与共的合作新理念, 坚持低碳环保的发展新路径, 构建能源开发利用的新网络, 同舟共济、精诚合作, 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互利共嬴、共同繁荣的全球能源治理新体系。     

哈萨克斯坦构建国家认同的经验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元文化较突出的国家。独立后,通过强调公民身份和权利、重视各民族宗教平等、设立人民大会机构、发展三语教育等措施,哈萨克斯坦努力构建哈萨克斯坦人这一国家认同基本概念,提出建设拥有统一未来的民族主张,旨在实现永恒的国家目标。在统一国家认同过程中,哈萨克斯坦也经历过各种错误思潮泛滥、过分强调主体民族地位和权利等曲折,面临国语普及速度慢等困难。经过独立后近30年的发展,在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领导下,哈萨克斯坦国家认同建设总体上成就显著,社会和谐稳定,民众的国家自豪感强烈,哈萨克斯坦人的意识已深入人心并被广泛接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其构建会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性因素,必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由于国际理念/规范社会化的渐进性、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反复性的特征。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义。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主体条件与物质技术条件也会日益完备,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终将实现。     

国内防疫是上半场 国际防疫是下半场——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和生动诠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论是领导指挥中国人民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还是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不论是在国内召开会议、调研考察,还是同外国领导人或国际组织负责人会谈会见、通话谈话、致电致函以及在多边场合发表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实践证明,这一理念,不仅是中国人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根本遵循,也成为国际社会携手抗疫的必然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及其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富有科学内涵,其价值意蕴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而其实践逻辑则是在平等尊重、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和共享共赢理念的引领下,遵循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丰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合理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该思想顺应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将关注的目标和焦点置于解决人类前途命运这一重大时代使命之上,超越了国家、民族以及社会制度的畛域;强调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超越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对抗性思维,实现了国际关系处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化;主张共商、共建、共享,超越了单边主义的狭隘范畴,实现了合作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提供了一揽子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中国方案,超越了传统安全领域的范畴,实现了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覆盖,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