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研究——以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为视角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并不意味着禁止将同一事实在定罪量刑中多次使用,但禁止对同一犯罪事实做同一层次、同一角度、同一侧面的重复评价。因此,根据盗窃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在江苏省,对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以内再次盗窃,且盗窃公私财物价值在人民币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对之前的盗窃前科仅应作为入罪门槛进行评价,不能既作为入罪门槛又评价为累犯。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与中止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我国《刑法》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才能认定抽象危险的产生,才成立犯罪。这种抽象危险产生后,也只意味着作为未遂的危险的发生,并不意味着既遂。故在抽象危险产生后,实害发生之前,只要行为人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实害发生的,仍能成立犯罪中止。本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之间存在想象竞合关系,在两罪同时成立的情况下,应从一重处断。     

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是如何被滥用的？——以许霆盗窃案判决书为范例的分析

本文拟通过对广州中院前后两份判决书的分析,对许霆案所涉及的定罪理由、量刑情节、量刑程序等问题,进行反思性的讨论。通过对法院在许霆案中的裁判推理方式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讨论,本文不仅关注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诸多方面,而且还要以许霆案为范倒．对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深层原因进行一定的反思。     

立法与司法的互敬:对刑法酌定量刑情节的双重规范

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翔实地反映出一定阶段人们对立法成果的实践情况。刑事诉讼中审判方式变革的直接产物就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当下量刑规范化的提倡,推进了量刑程序的改革。量刑情节作为萦绕量刑始终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从20世纪90年代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到如今的量刑规范化的提倡,都是一种司法实践对立法规定的回应,立法及时又将产生良性的互动。这种互敬的对话模式是立法层面的反思,更是司法角度的自省。针对目前集中反映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问题,在有限思索的方寸间试以论述。     

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

传统刑法和司法实践将"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司法人员的认识差异,造成了量刑时空上的不平衡。本文认为,随着"自首"、"立功"和"坦白"的逐步法定化,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已经具备。它不仅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依赖于刑罚改造理论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理论支撑,还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法律基础及外国立法提供的参考和借鉴。因此,应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和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实现"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法律地位的转变及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从一起交通肇事案谈刑事和解制度对酌定不起诉的影响

[基本案情]2012年12月16日19时许,陈某某驾驶一辆吉普车沿某国道行驶,在其前方右侧有一辆大型货车正在行驶,于是陈某某加大油门准备超车,当陈某某车辆刚超过大货车后,突然发现一个步行者从货车前方跑出来横穿马路,陈某某刹车不及,与该行人发生碰撞,行人当场死亡。惊慌之下,陈某某没有立即停车,而是迅速驾车离开了现场,在继续向前行驶了六公里后,将车停在路边,向其家人打了电话。在家人的劝     

修(八)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可否作为后罪的从重处罚情节

本文案例启示:虽然司法实践中前科酌情从重处罚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修(八)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视野下,对未成年人犯罪前科不宜再纳入后罪作为从重处罚情节,也不应当写入起诉书、量刑建议书、判决书。否则,将难以凸显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精神,也会使修(八)和刑诉法修正案的有关保护条款失效。     

完善量刑建议工作的思考——以上海某区检察院2009年以来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情况为视角

当前量刑建议工作中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量刑标准宽泛、量刑情节,复杂导致量刑不准确;部分量刑建议随意性大、质量不高影响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量刑建议和法院判决缺少明确的量刑依据和法理说明,不利于执法统一和息诉服判。我们应深入理解刑罚制度的设置及量刑规律,确定科学、统一的量刑规范;将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情况作为审判监督的重要依据;建立不采纳量刑建议判决书说明解释机制。     

“风险社会”下抽象危险犯的扩张与限缩

晚近以来,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日益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什么是风险刑法,特别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中的风险以及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国刑法在规制社会风险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基本理论问题,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由于对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学者们在论述与风险刑法相关的问题时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根本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对话,也无法提出颇具新意的关于我国刑法制度改革的建设性意见。为了尽可能统一人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以指导和解释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我国部分刑法学专家就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展开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