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犯应属实害犯的未遂形态

"危险犯是既遂犯"这一传统观点既缺乏刑法理论根基,也无法指导刑事司法实践.事实上,危险犯只是与之相对应的实害犯的未遂形态.这是刑法基本原理和刑法应有之精神所决定的.     

量刑情节冲突及其解决的争议问题研究

<正> 在量刑情节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选择适用法定刑,一直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难题,学者们以往对此研究不多且歧见纷纭,而这一问题又对司法实践影响甚巨,所以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量刑情节冲突的表征 究竟什么是情节冲突,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为此,有必要回顾并检视一下刑法学界对情节冲突表现形式的看法。 我国多数学者在讨论量刑情节冲突时未对其概念进行界定,而采用列举的方式来讨论问题。有的学者提出,量刑情节的冲突有以下5种表现形式:(1)影响量刑作用大的情节与影响量刑作用小的情节之冲突;(2)确然(应当)情节、或然(可以)情节、放任(酌定)情节之冲突;(3)适应量刑公正性的情节与适应量刑目的性的情节之冲突;(4)适应个别预防目的的情节与适应一般预防目的的情节之冲突;(5)罪中情节与罪前情节、罪后情节的冲突。还有的学者则不太同意这种区分,认为情节冲突除了表现为应当情节与可以情节之间的冲突     

曹禺的悲剧三部曲

在中国现代戏剧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曹禺的悲剧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从中国30年代情节悲剧与人物悲剧历史发展的特殊角度具体分析了《雷雨》、《日出》和《原野》的艺术成就及其成功经验。     

论对向犯之“对向关系”

对向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其"对向关系"的界定在国内外争议较大。通过对向犯的上位概念必要共犯的理论分析,可以揭示对向犯的本质,考量我国对向犯相关理论,并从对向犯的行为主体出发,得出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即为其行为主体除了是各该行为事实的行为主体外,同时以相互对立的行为主体为其行为的对象。     

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兼论贪污罪的司法适用

身份犯中的纯正的身份犯是指身份具有不法构成要件要素性质的犯罪,如贪污罪,非具有身份者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正犯。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依据并不在于形式的不法与有责身份分离说,也不能从基础单薄的法律拟制说中找寻正当依据。承认非身份共同正犯责任的连带属性,可以为处罚找到适当依据,解决相关身份犯罪非身份共同正犯的处罚困境与错误做法。     

起诉阶段法定量刑情节的认定

近日,笔者办理了一起盗窃案。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高某取保侯审,经过审查案卷及传讯高某,盗窃事实清楚,应予起诉。就在笔者起诉时,科内一位同事发现高某与其六年前办理的一起强奸案被告人的情况极为相似,经调查,高某九四年因强奸罪被判刑,99年刑满释放,二000年又因盗窃药品被公安机关逮捕。高某应为累犯,理应重罚,却差点仅按新罪受审。此案引起笔者对起诉阶段认定法定量刑情节的思考。     

构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制度

本文认为我国现行在押人员羁押表现奖惩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的表现好坏与最后的量刑没有直接挂钩,导致法院在审判时对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的认定很难准备把握,也使看守所在在押人员管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构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制度意义深远,能更好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符合刑事一体化、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国内已经有几个地方基层司法部门率先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参照各地的做法与经验,谈谈笔者对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制度的设计。     

空白刑法规范类型及适用效力分析

我国刑法分则中很多条文采用空白规范的形式，使得判定是否构成犯罪需要全部或者部分的参见其它法律法规，即将刑法条文的部分委任于其它法律法规来确定。在理解补充渊源变更是否引起刑法条文随之变更，相应的刑法的溯及力是否也随之变化，应以补充渊源的视角具体分析。     

关于监狱安全稳定常态化的理性思考

当前，监狱押犯构成日趋复杂，长刑期犯、暴力犯、涉黑涉毒犯等呈持续上升趋势，暴狱、袭警、脱逃、行凶、自杀等危险性不断增加，维护监狱安全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主要以阶段性活动和非常态应急措施推动监狱安全稳定的工作方式，要通过规范监狱内部管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把安全稳定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使安全稳定工作的各项措施日常化，推动和实现监狱安全稳定的常态化。     

《刑法》第100条适用空间、功能及性质解构——兼论对受过刑事处罚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评价

于志刚教授《“犯罪记录”和“前科”混淆性认识的批判性思考》一文存在诸多重大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其中在犯罪记录与前科制度方面存在关键性缺陷。刑法第100条是为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程提供信息服务的基础制度。因此，它既不是“犯罪记录”，也不是“前科制度”，而是要求犯过罪者“强制申报刑事受罚经历”的自我信息披露制度。构成犯过罪者融入社会关键性障碍不在民间评价，而在于官方非刑法领域的前科制度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