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荣辱观引领政法综治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荣辱观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强烈的继承性，不同的荣辱观，是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恩格斯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在阶级社会中，主流荣辱观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如奴隶社会中奴隶无人格的道德规范，封建社会中“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至上的腐朽观念，都是带有鲜明阶级性的荣辱观。但是，千百年来，一些关于知荣辱、明礼教的先进思想，如“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的思想，却跨越了时空界限、超越了阶级利益，历经千年生生不息，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传统荣辱观进行了合理的继承，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个务必”、以德治国、“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等等。而“八荣八耻”是我们党面临新形势、结合新任务，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新理论概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一经提出，便转变为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真是得人心的事情最容易深入人心。     

论疏忽大意过失犯罪的主观责任

法律明确将“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作为衡量犯罪人疏忽大意过失的尺度,而不论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还是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的心理状态,都既不是主体对其过失行为所持的心理态度.也不是主体对其行为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而是一种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内容的空白心理状态。这种空白心理状态并不能成为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只有不法意志才是过失犯罪主观要件的基础,也是界定罪与非罪的重要根据。行为人应对其不法意志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     

论单位自首制度

伴随着单位犯罪在《刑法》中的法典化,单位自首制度已成为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新课题。该文论证了单位自首存在的刑法依据,单位自首的原则,分析了单位自首主体、单位自首行为及单位自首的刑事责任。     

论单位犯罪过失的特殊性

单位犯罪过失的特殊性体现在单位意志的认定、单位应当预见的内容、单位预见可能性判断标准和单位监督过失等方面。单位意志的认定可以从决策机构、决策程序和利益归属三方面进行考量。基于单位特殊的认识能力和意志能力,单位应当预见刑法规定的具体危害结果,对预见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也应采用“客观说”。单位监督过失不仅存在于单位未恰当履行对成员的选任监督义务的场合,也存在于单位怠于确立合理的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的场合。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客观要件问题——借鉴英国刑法中法人过失杀人罪的判例

界定单位犯罪行为的标准，除了考虑由法定代表人或决策机构人员集体决定，体现单位意志或单位意志支配下，为单位谋利益等特征外，还应考虑由于单位自身的缺陷等因素，其他普通工作人员对失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情形。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不仅可由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且过失可分为非获利性过失和获利性过失，特定的过失和非制定的过失两类。对此，应在刑法总则中有所规定。另外，应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增设单位过失犯罪的条款。     

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是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履行着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反映着国家意志的军队中所有成员秉承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价值实践的总和，     

单位犯罪中单位行为与单位意志的认定

界定单位犯罪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是单位行为和单位意志。特别对单位行为的构成、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界限、单位意志的整体性的体现、利益归属的团体性等问题应着重加以梳理。     

法哲学应从实然和应然两个领域研究法

<正> 法存在着实然和应然两个领域,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区分。实然法,顾名思义指的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西方的一些法学家还把它叫做实证法(Positive Law)、制定法、意志法和主观法。因为它们能为人们的感觉所证实,是立法者制定的,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和体现。黑格尔把实法叫实定法,因为在他看来,自然法或哲学上的法也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是它未经国家确认因而未能以确定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罢了。他认为自然法和实定法分别属于法的一个方面,自然法属于法的概念,实定法属于法的定在。法的理念就是它们的统一。应然法与实然法相对应,指的是应该存在但并未真实存在的法,由于它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只是表达了人们对法的一种价值追求,因此又叫理想法。     

自然法抑或实证法——理性与意志视野下的美国宪法

在看待美国宪法观念中,一种观念将美国宪法视为自然法或高级法的摹本,认为美国宪法的特征在于人类凭借理性发现和宣布了自然法或高级法;另一种观念则将美国宪法视为纯粹的人民主权的意志表达。这两种观念都存在一定的曲解:美国宪法其实和古典自然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是一种现代自然权利体系之下的人为宪法,但这种宪法并不是未经筛选的人民意志的表达,而是理性引导之下的意志表达。美国宪法的这种特征要求当代的法律人政治家既不能神话宪法,也不能轻视宪法,而是要求将宪法视为政治科学的教材,通过理解与对话来提升理性,从而思考宪法在当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