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的“东方主义陷阱”——以歌剧《图兰朵》及其母本源流为中心

近代西方在工业文明上的优势使他们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在广大“东方”国家被深刻植入、建构、内化成习焉不察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导致今天重新崛起的东方大国的文化精英在对外讲述自身历史故事与文化传统时仍因“自我殖民”而深陷其中,并在文化的再生产、再传播中重现西方殖民镜像中的自我,并以此迎合西方“东方主义”中所体现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观。鉴此,本文首先借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在国际文化传播层面建构“东方主义陷阱”概念;然后以之为分析工具,以著名歌剧《图兰朵》为典型案例,剖析文本并对其母本源流做知识考古;最后在深入分析“东方主义陷阱”危害的基础上,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做理性思考。     

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亚太共同体构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反映了新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决策层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促进了跨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理区位、不同经济制度、不同规模和不同治理模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合作新模式,从分布经济学角度可以对此进行考察和解释。RCEP的签署也为世界市场创造了新的开放机制,倡导了新开放主义的政策主张,能够对极端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产生广泛而系统的抑制效应,有利于自由贸易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推动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和亚太共同体,进而推动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代公益诉讼产生发展的背景考察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现代公益诉讼产生并勃兴的社会背景的考察,发现公益诉讼是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引致社会巨大变迁的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各种利益不平衡而产生的,其核心推动因素是广泛的公民参与,而司法能动主义和律师的公益辩护是其发展的有力保障。这对于我们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益诉讼制度是有益的启示。     

论我国二元化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

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争议在我国由来已久,如何解决则关系到市场流通与财产交易的安全.要构建完善的物权变动制度体系,首先应确立物权变动模式的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以形式主义为主,意思主义为例外的二元化物权变动模式,这既反映了我国现实的社会基础,又对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有效地兼顾,照顾了不同的利益需求,同时也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     

信仰危机与贪官之道

理想、信仰是人生奋斗的目标,是一种主义,是对未来的设计,是人对自己生命的再创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是围绕着一个人的理想、信仰展开的。作为社会的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作为社会的集体亦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若理想、信仰出了大问题,就会使一个社会、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把时间带回政治学研究的中心

时间与政治学的研究密不可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行为主义革命与多元结构功能主义运动,把时间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历史制度主义与国家回归运动,从认识论的高度看待时间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时间的分析手段与策略。这其中,长历史周期分析和时序分析尤其令人瞩目。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诸多研究者则从本体论视角思考时间问题,把时间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解释了时间的社会性、主观性与可塑性等特质,推动了政治学对人类政治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的纵深发展。但这依然远远不够,本文认为,政治学研究只有重视时间概念的研究,把时间带回中心位置并作为政治学理论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来看待,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疫情背景下生态主义思潮的五个焦点议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地呈现出来,促使生态主义在抗疫政治对比的座架下转向抗疫议题。围绕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文明价值取向、中医存废、生态文明定位、绿色发展走向等问题,生产主义和生态主义、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绿色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等思潮展开了激辩。只有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整个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才能健康发展。     

压制还是对话——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分析

霸权话语是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近代,它主要表现为殖民主义话语如东方主义。在当代,它主要表现为新帝国主义话语,如美国外交中的国家分类学。霸权话语体现了霸权对非霸权的权力关系,霸权话语的目标是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使其沉默无声,但是,霸权话语几乎处处遇到抵抗。当今世界是一个对话多于对抗的世界,霸权话语与非霸权话语需要走出压制与抵抗的恶性循环,在沟通与对话中承认差异,达成共识。     

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意思自治是民事活动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民法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但是,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必须以公法提供的公共秩序为基础.应正确划分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的边界,打通私法与公法连接的通道,通过对公序良俗的类型化研究来克服法条自身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才能让司法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