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中的妥协:必要与可能

在现代公共生活中,妥协正在超越机会主义策略,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冲突解决模式,甚至是一种精神气质或价值原则。其必要性来自多元价值、有限理性、博弈计算;其可能性则是基于民主的制度保障和市场的伟大共谋。使妥协正当的诸原则包括:底线共识、合乎法律、自由合意。不许、不愿、不敢妥协的心态应该改变。     

苏东剧变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危害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泛滥是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的主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社会民主主义是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但是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决不能放弃。在处理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党的关系时,应该把不同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应该把意识形态问题与党际关系区分开来。在讨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时,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     

浅析二手车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

二手车交易中的确权问题对解决二手车买卖引起的纠纷十分必要.主要观点,一是二手车交易合同的有效性不能确定二手车物权变动生效;二是依据不动产登记确定不动产物权的有限性以及当前我国二手车市场发票制度的不完善,物权的意思表示可以作为确定二手车权利归属的补充.     

论我国船舶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

<物权法>对船舶物权变动采用了意思主义模式,在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船舶物权变动不以登记为必要条件,登记是当事人的自愿行为而且登记只具有公示力而没有公信力.船舶物权乃物权,物权为对世权,本可对抗一切人,但依意思主义,船舶物权变动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完成而且变动后的船舶物权在完备公示前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不能对抗第三人之"物权"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物权,颇值疑问.一国立法在物权变动模式问题上应在考虑促进交易快捷,保障交易安全等因素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规范与科学之间——西方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逻辑嬗变与沿革

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大体历经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和现当代时期,其理论研究范式的中心脉络大体是沿着价值的规范主义和经验的科学主义两条逻辑路线进行的,体现出了规范研究(Normative)与实证研究(Emp irical)两种风格迥异、意函悬殊的研究范式。一般认为,古典政治学的创始人最远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历经了古希腊自然政治、中世纪神权政治、近代权利政治的三个发展时期。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传统政治学开始受到科学主义的冲击和挑战,并进入了“行为主义”的发展时期,实证主义倾向的新政治学成了传统政治学衰败的真正征兆。这种衰败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后政治学的兴起才有所复苏。     

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取舍及其局限与缓和途径论析

物权法是我国确认财产、利用财产和保护财产的基本法，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定纷止争，物尽其用。为了发挥物权法的这一作用，我国《物权法》采用了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但是物权法定主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当通过一定途径加以缓和或者柔化，以顺应世界上物权缓和的发展趋势，解决我国《物权法》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地方高校入党积极分子群体的现状调查及教育对策

地方高校入党积极分子是一个上进、优秀的群体,但也存在着政治理论水平偏低、入党动机功利化、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受地方因素影响大等问题.通过培训、教育、管理等工作,可以发扬他们的优势,克服他们的不足,将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     

文化与民族：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之前与之后

本文梳理了美国发韧于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成熟于80和90年代的“多元文化运动”的背景、内容、影响和尴尬的现状，并指出多元文化运动并不是一段孤立的历史，而是美国寻求其民族认同的心路历程的一部分。美国是先有国家后建民族，从族裔到种族到文化，美国构建其民族性的基础在一点点扩大，每一次扩大都是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的批判，但每一次扩大又拘泥于时代命定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太平洋主义"与21世纪亚太地区体系和秩序

随着中印俄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地缘中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同时,太平洋两岸的美中日印俄澳等主要力量越来越关注地区秩序、体系等问题,并试图确立本国在上升的亚太地区及将形成的地区体系中的地位,建立有利于本国的地区体系框架,融合、制约和平衡其他地区力量.因此,亚太地区正在酝酿、出现和形成某种以地区主要力量为若干中心和框架的地区体系和秩序.在此情况下,本文倡导容纳亚太地区主要力量的"太平洋主义"结构、体系和秩序,以全面反映21世纪亚太力量格局的发展变化,融合亚太地区大国问的共同利益和共识,确定地区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确保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发展.     

双重制度逻辑与县级人大常委会的成长——一种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解析

就中国县级人大常委会这个新组织而言，其运作和成长的制度环境主要是具有内在紧张关系的双重制度逻辑并存，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责任逻辑。因此，中国县级人大常委会的组织运作和成长是在平衡矛盾性的制度逻辑、应对制度环境约束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