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与盗窃罪的歧视化法律评价问题研究

贪污罪和盗窃罪作为两类高发的财产犯罪,却得到了我国现行刑法歧视化的不同法律评价。在犯罪主体上,存在草率定性和隐性身份歧视问题;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对重者无罪推定,对轻者却有罪推定;在犯罪客体上,评价标准或虚或实、倚轻倚重;在犯罪的客观方面,法律对二者行为方式的纳入程度并不均衡。这就造成了在法的适用层面存在诸多难以令人信服的矛盾之处,所以有必要对现行的相关法条进行修改完善。     

地理政治与今日中东

萨达姆政权被摧毁后,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表现出了严重的部落化特征,这一特征迟早会在叙利亚重演,从而有助于伊朗的渗透,并威胁到半岛中心的沙特。豪斯霍费尔的幽灵1908年的最后一个月,斯蒂芬·茨威格在沿伊洛瓦底江上行的印度班轮上结识了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Haushofer)。后者当时是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每天都在用望远镜审视印度和中南半岛的风物,并且手不释卷。     

陶二矿“学、议、创”创效活动激发企业发展“正能量”

陶二矿党委以打造五型邯矿、实现八个一流为目标,以"六型"美丽陶二为动力,结合实际,2013年创新实施"学、议、创"党建主题创效活动。陶二矿党委以"围绕生产经营、提升党建水平,发挥核心作用、推动科学发展"为工作思路,创新提出"学、议、创"党建主题创效活动。学,即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搞好岗位学习,做到学以致用,用     

马克思感性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以前旧自然观具有非实践性的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离开实践去理解是不能真正解决的,是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感性自然观是实践的、社会历史的自然观。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与历史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相互渗透和相互中介构成了人类的现实世界。马克思的感性自然观是对自然界诉诸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理解,同时也是在诉诸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理解。质言之,实践历史性是马克思感性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作为党的杰出理论工作者,基于向党内外阐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体系建设、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研究统一于政治实践的需要,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结合抗战实践,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特殊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立足本土文化与历史,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其理论研究对于探索唯物史观当代中国之形态仍具有启示意义,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学理性与整体性、政治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批判性。     

“五性五化”破解“申诉难”

针对刑事申诉检察工作难的现实问题,可以通过改进案件办理、审查形式、涉检信访、刑事赔偿、刑事救助机制等方面工作,体现申诉工作的专业性、透明性、畅通性、严谨性和法定性,实现检察办案的全程化、公开化、法制化、效力化和最大化,切实破除"申诉难"。     

从建构论视角看大学生就业压力的自我建构

从主体建构的视角出发论述大学生在就业压力问题上的自我建构机制。研究的结论是，大学生群体感知到的巨大就业压力包括社会建构的一般性压力和自我建构的个体性压力两类；“选择性信息关注”和“距离化应对策略”是大学生群体在就业压力问题上的两种自我建构机制。     

从稻草人到电子眼:智能安防掀开智慧农业新篇章

<正>一望无际的田野,成群的麻雀不停地飞过,稻草人孤独地守望着金色的麦田……这是一幅典型的传统农业的画卷。今天,这一切或将因为有了智能安防而改变。随着智能安防的发展,继智慧城市之后,"智慧农业"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农业智慧化潮涌之初,人们多少有些观望、犹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     

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研究

当前,腐败已成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从刑法角度讲,职务犯罪行为的泛滥,是社会惩罚失当所付出的一种代价.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贯彻,党中央反腐运动的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职务犯罪案件不断浮出水面,而人们所密切关注的审判结果却呈现出刑罚判决轻刑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适用缓刑、跨格减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升高,自首、立功情节个案认定不一,适用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过大,定罪量刑标准失之于宽.本文在阐明成因的基础上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改善司法实践,合理适用宽严相济量刑原则.     

马克思的生态危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不是一个"反生态学者"。马克思在现代生态危机问题上具有深刻的思想洞见,认为"感性活动"是检视现代生态危机的存在论根据,生态危机和人际危机之间存在彼此内在的勾连,资本逻辑是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由,共产主义是化解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阐发马克思的生态危机思想,有助于澄清在生态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和责难,为我们深入把握生态问题提供了全新的存在论境域,为审视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社会学批判视野,为诊治现代生态危机提供了切实的路径,为建设绿色中国梦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观照和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