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统合到利益分离——中国社会团体意见表达功能研究

社会团体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具有意见表达、进行社会管理、提供社会服务等多项功能,可以在辅助政府决策、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促进社会分化重组以及缓解社会矛盾等多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社会团体的社会意见表达功能却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缺失,目前在总体上仍然不足。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利益统合关系,并由这一关系造成的社会团体仅限于服务政府这一功能定位片面化。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化要求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由利益统合向利益分离关系发展,社会团体由服务政府向服务社会转化。通过改革社会团体管理制度,提高组织专业化水平等途径,最终为在利益分离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团体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和组织保证。     

“车祸”现场的霰弹枪丸

盛夏的一天凌晨，暑气仍炽。郊区菜农张大明还在睡梦中，朦胧间感觉到有只蚊子在脸上叮咬，便扬起右手，“啪”的一声将蚊子打死，同时自己也完全醒来了。     

南靖土楼畅想

南靖土楼，一个近年来声誉渐隆的词汇，对没有瞻仰过它的容貌的人来说，意味着神密、深邃的感觉。而对我来说，3次访土楼，虽说感觉各有不同，却总觉得它就是簇拥着阳光、绿色，洋溢着无穷生命力的象征。     

历史的误读——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关系之一种考察

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普罗文学与新感觉派,各自都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和文学观念,他们发生的你死我活的论战更让人容易将其当成两个敌对的派别,但细究两派的起源语境及发展历史,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着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两派文学作新的解读。     

多用善眼看世界

世界上的人,没有缺点的几乎没有。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有缺点,感觉不舒服,那么首先看一看自己,自己有没有缺点,是否也让别人不舒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如果一个人不能处处容忍别人的缺点,那么人人都变成“坏人”,自己也就无法与其和平相处,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好的心情去和谐相处。一个人总是以“恶”的眼光去看世界,那么世界无处不是破残的、丑陋的。     

东洋与西洋的统合——明治哲学家们的追求

日本哲学的形成是通过西周这一人物导入西方哲学才得以成立的,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也出现了与之对抗的现象,即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站在儒教的立场,井上圆了、清泽满之站在佛教的立场,展开了与西方哲学的对抗。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否定西方哲学,而是形成了一条将西方与东方融合起来的道路,从而为西田几多郎的"场所的逻辑"奠定了基础。     

论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现代性与艺术性

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以及3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在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领域内写作运用心理分析与意识流的方法,竭力去表现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进而写意出一种"奇异的陌生化"的文本效果的流派。可以说,这一流派如此的写作模式,彰显出了鲜明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色彩。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即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等,而他们的"流派"亦被称为"新感觉派"。本文即意在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这一大的方面和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写作这一小的方面,结合具体的文本来分析论述"新感觉派"小说体现出的鲜明标志性特征,以此来说明中国现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忽视的与异域因素影响之间的密切关系。     

看护感悟

正2013年5月,我被市纪委从县法院抽调到六安市廉政教育中心,从事看护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这段特殊的经历,令我久久难忘。初到廉政教育中心的时候,我被这里美丽的景色所陶醉,鸟语花香,四水环绕,网球场、台球室等运动设施一应俱全。可是当你真正进入工作角色之后,发现与美丽景致不同的是工作的枯燥。这里纪律要求十分严明:不能与看护对象     

资本丛林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论金融刑法的价值诉求、法益目标与学科定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金融权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内容。此起彼伏的金融欺诈要求刑法对金融权进行有力有衡的保护,以期金融正义的实现。中国金融刑法的法益历经了"秩序法益观"向"信用法益观"的转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应以金融消费者利益为核心。领域法学研究范式打破了部门法划分的藩篱聚焦于问题的综合解决,金融统合法理论统合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对金融市场的一切要素进行统合规制,金融刑法便是金融统合法的刑事法侧面。     

“感性世界”的挑战

近代欧洲哲学继续"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突破,确立"感觉经验"的"权利"。而为使这个"权利"不流于一时之"思潮"又"重新"被"神学""窒息",哲学家为"建构"一个"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培根开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论"体系,使"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有一个"哲学理论"的支持;霍布斯-洛克将这个经验主义哲学精神贯彻到"社会-国家"问题中去,在社会层面,推广了"理性"为"社会-自然""立法"的工作;而在法国,卢梭则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开启了"理性"为"自由""立法"的"程序","等待"以后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