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政府管理 打造辉煌小镇——访北京市密云县太师屯镇党委书记王东利

<正>记者观察地处密云水库东岸的密云县太师屯镇,严格实施"一区两带三核心"的空间布局,进行产业调整,推行"一加一减"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既保护了水源地和生态林,又确保了地方经济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不仅为密云水库水源地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引来了城里人慕名前往休闲游玩,为村民带来了收益。密云县太师屯镇党委书记王东利介绍了太师屯镇正在织就的一张美丽画卷。     

西方政治学界对于“定量霸权”的反思与批判

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但也出现了"定量霸权"的局面。同时,定量方法日益繁杂、深奥,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并且定量学者的学术著作日益"小众化"和"圈子化",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为摆脱"定量霸权",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维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足,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物理学嫉妒"。另外,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为超越"定性—定量鸿沟",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论的盲目崇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从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     

成本—收益模型视角下老年人盗窃犯罪防控对策分析

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老年人实施盗窃之前会权衡犯罪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通过构建老年人盗窃犯罪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盗窃行为的各个因素作用的大小,结论表明,当前我国老年人盗窃犯罪防控应以提高犯罪惩罚可能性为首要战略,辅之以提高罚金数额和犯罪预期机会成本。     

论《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协商民主思想

《邓小平年谱(1975—1997)》涵盖了邓小平领导全党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排除艰难险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壮阔历程,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载体,是探究其协商民主思想的一个有效路径。该年谱蕴含的协商民主思想,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人民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二、依托统一战线搞好政党协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三、协商民主要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贡献。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协商民主建设,仍然大有裨益。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从贝卢斯科尼到特朗普:欧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刺激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政策对其做出回应。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同为商业大亨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上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成功商人的经历使他们及其外交团队更具管理主义风格和交易倾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偏好促使两人强调本国优先,回避多边合作,表现出疏远欧盟和亲近俄罗斯的倾向。在外交决策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参与控制欲强但缺乏经验,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两人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我行我素,表现为私人外交和口无遮拦,符合民粹主义政治风格。相比之下,贝卢斯科尼更具关系导向,缺乏长期目标,受国内外政治制约更大;而特朗普更具问题导向,政策目标清晰,权力相对集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给本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主要在风格和倾向上,其政策主张仍在意大利和美国外交的传统之中。     

政策试点与行政成本增加——基于河南省省直管县改革的研究

政策试点是中国改革实践中常用的手段之一,为解决政策试点固有的政策摩擦和政策时差问题,上级政府会通过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联系点制度和行政督导来减轻改革的阻力,保证改革试点的推进。但上述措施的实施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这种成本的增加往往为人所忽视。这一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改革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中必然会出现的,长期来看要通过政府职权的重构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来解决。     

中美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比较研究与启示

保密原则为委托人创造了沉默的权利,构建了美国律师职业伦理的框架性原则。特免权是保密制度的核心,对律师履行职责至关重要。援引特免权对抗外部调查需要满足主体要件、法律性、保密性等条件。经历“吹哨者运动”,美国法院试图将委托人豁免权应用于公司和政府实体的实践,邮件通讯的保密性质疑随之而来。这都极大冲击了律师保密原则。我国大陆地区律师保密制度方兴未艾,存在权利属性缺失、救济途径单一、片面倚重行业自律等问题。对保密原则较为发达的美国制度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当事人纳入权利主体、赋予保密义务的权利义务一体性,扩大保密制度保护区间,救济程序中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点设想。     

作为规制决策程序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一项重要的规制工具,虽然在我国政策和规范的层面已经得到了初步确立,然而在实践中的运用仍然罕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政府规制过程自身需要考虑更多重因素,无法为成本收益分析所涵盖;同时也缘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有效性需要若干的条件。因此就政府规制的分析而言,在多数情况下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与多重标准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对于增强我国规制改革过程中的客观化、透明度和自我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将该方法的"法律化"可以部分容纳来自政府规制领域给行政法所带来的问题,从而实现行政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