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生命历程研究——以尤文凤为个案

伊玛堪是赫哲族世代相传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201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结合观察和深度访谈法,选择省级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凤为个案,考察其学习、传承伊玛堪的具体过程,提出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既需要作为个体生命的代表性传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政府、市场、专家学者、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与其协同合作。     

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风险预判与风险防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一脉相承,既是对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群众路线的回归,更是我们党凭借时代势能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超越。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个具有强烈风险和忧患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成为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应有之义。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应当加强风险预判,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执政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存在的风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合法性建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是有效防控上述风险的战略路径。     

政治发展与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深入学习、研究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2019年11月23~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在成都主办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教学与研究》和《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敢举烽烟解国忧——聂荣臻的三封书信

从为救危亡远赴重洋,到投身革命戎马半生,直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技事业鞠躬尽瘁,聂荣臻将自己的毕生心血奉献给了党和国家。他生前所写的三封书信,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他为国为民的精神。初心:"四万万全胞之均能享安乐"在重庆江津区艾坪山下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内,有一面4米多高的展示墙总会引起人们驻足瞻望,这面墙上镌刻着这样一封家书:父母亲大人膝下:不得手谕久矣。     

“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

"圈层化"是指青年群体由于价值观而聚合、兴趣点而分众所形成的特征各异的圈层,并在自己认同圈层中进行交流沟通的现象与趋势。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往往会造成情感交流与文化发展的隔膜、"标签"自我与主流收编的抵抗、渴望入世与向往出世的矛盾。要破解其入世与出世之困,必须理性看待、合理引导,推动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从"圈地自困"到"文化出圈",变"圈圈万重"为"圈层合一",既"理性入世"又"合理出世"。     

让社区生活更美好--关于河南省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建议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现有的城市社区建设管理作用日益凸显,但其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寻求解决途径。河南省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现状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强城市社区管理与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自治职能弱化。     

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执法的特点与对策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期间行政执法工作任务艰巨、成绩突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对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至关重要,疫情防控期间的行政执法与常态下的行政执法相比有一些不同特点,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革命火种在这里点燃——内蒙古党史专题讲座系列党课之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课》栏目特开设内蒙古党史专题讲座系列党课,以建党百年来内蒙古党史上的重大节点、标志性事件等为切入点,通过12个专题对内蒙古党史的发展历程、经验成就进行梳理和解读。     

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对涉及人权问题的投资纠纷的审理

国际投资仲裁的当事人在仲裁中提出人权方面诉求的情况在最近十几年里缓慢地增加了,仲裁庭只有在仲裁管辖条款能够覆盖人权问题,并且当事人所选择的适用法能够为人权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引的情况下,才能就与投资有关的人权纠纷做出裁决。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自身存在很多缺陷,不适宜作为审理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的理想场所。我国应该支持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主要通过东道国的司法途径进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