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建房屋骗取征迁补偿的行为认定

[案情]2007年9月,某市政府决定征迁集体土地900余亩,用于雨山路出口处环境改造。为防止出现抢建、违建现象,专门下发了《土地征收方案公告》,规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抢搭、翻建、抢种的地上附属物,一律不得申请补偿。原市征迁处国家工作人员何某,看到公告以后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便伙同他人抢建了一栋单砖到顶的小二楼。征迁工作组的国家工作人员吴某,在明知小二楼系公告发布以后抢建的违章建筑,受何某之托,仍然违反规定予以丈量,登记入册。为使造假看起来真实,吴某又凭空编造了实际上并     

浅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公共安全的界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规定于我国刑法分则的第二章，是一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其犯罪客体是“公共安全”，然而，对于何为公共安全，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本文旨在对公共安全这一犯罪客体的界定进行探讨，并结合四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李淑琴:落网的石油贩子

白银"3·03"特大制售假冒伪劣油品案,给国内石油业敲响了警钟,再一次证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12年7月17日,被公安部列入2011年度全国"亮剑行动"十大精品案件的白银"3·03"特大制售假冒伪劣油品案一审在白银中院开庭审理,制售假劣油品的兰州海洋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及该公司5名中高层管理人员、1名协助安装造假设备的外省工作人员,分别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骗取贷款罪,由白银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     

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

自愿性取代可靠性成为美国口供规则的指导原则,体现了对人性尊严和人类意志自由、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政府守法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的追求.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更使被告在监禁下供述的自愿性获得了程序保障.尽管在自愿性的证明和判断上存在某些主观色彩和困难,自愿性原则仍然是贯穿美国口供规则的灵魂,是理解美国口供规则的钥匙.在完善我国口供规则过程中,应该围绕自愿性原则,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为此,应当以确立自愿性原则为最终目标,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以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人权保障精神.在现有排除刑讯逼供手段获得口供的基础上,排除以威胁和疲劳审讯手段获取的口供.以欺骗和引诱手段获取的口供,只要真实,可不予排除.废除对有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的规定,以避免在看守所之外出现变相的第二羁押场所.     

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微罪不起诉制度

20世纪20年代，起诉便宜主义逐渐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中得到确认，也很快被民国立法者所接受。在民国刑事诉讼法上，微罪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这项制度于1928年《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得到确立，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在检察官作出微罪不起诉处分的考量因素和具体程序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其适用范围则一直比较有限。在实践层面，微罪不起诉在民国时期的适用率始终偏低，因此很难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关系新探

聂立泽、胡洋在《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撰文认为，从用我国刑法立法中的交叉竞合关系、刑法解释中的行为对象理论和刑事司法中的罪名转换规则等视角，可以探究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从立法到司法、从静态到动态的辩证关系。     

不得自证其罪原则适用的几个问题 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49条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借助修改过程提升法律的文明与进步,尽可能地把一些国外先进的制度,尤其是将司法实践中证明切实可行的制度引进过来。〔1〕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     

研究生制毒 上法庭受审

日前,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研究生涉嫌制造毒品罪一案。公诉机关指控称:被告人刘望博购买制造麻古的设备和原材料后,于2012年8月21日,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南村47号院的房间内。以一定比例将甲基苯丙胺、咖啡因、色素等材料混合烘干,压片制作成麻古,经检验检出甲基苯丙胺。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望博明知是毒品仍予以制造,应当以制造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严打网络谣言 刑法必须亮剑

从"张海迪入日本国籍",到"雷锋生活奢侈",从"7·23"动车事故外国人获"天价赔偿",到红十字会"强制捐款"……这些曾经在网上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谣言,都出自红极一时的网民"秦火火"等人之手。从公安部获悉,网民"秦火火"(真名秦志晖)、"立二拆四"(真名杨秀宇)和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其他2名成员已被北京警方抓获。目前,秦志晖、杨秀宇已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非法经营罪依法刑事拘留。"谎言重复一千遍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司法适用问题及化解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自设立以来仅有四起认定为本罪的案件被公布。从宏观层面看,本罪司法保守倾向凸显,行为定性存在争议,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从微观层面看,本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阐释不够充分,刑事责任模式的说明付之阙如。作为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本罪在认定时应采多维视角,防止单一思维的桎梏,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主体性的判断上,注重网络服务单位的认定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的确定;在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认定上,注重与前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挂钩;在"拒不改正"的判断上,注重其兼具主客观方面的复杂属性并与"约谈"加以区分;在解释"其他严重情节"时应包含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并细化认定规则;在肯定本罪刑事责任模式为平台责任的前提下,揭示平台责任的独立性和依附性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定罪和量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