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习惯在司法应用中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在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中,民俗习惯的地位非常尴尬。尽管理论上,它往往受到轻视,但在实际司法运作中,民俗习惯的作用却真实的存在着。如果不能解决好民俗习惯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不仅法律确定性、权威性将受到质疑,还可能会让民众感到法律是如此陌生,并从内部开始抵制法律。文章主要分析了民俗习惯在司法应用中的现状及其障碍,并建议将积极性民俗习惯与消极性民俗习惯区别对待、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案例指导制度。     

论续审制在中国司法转型过程中的完善和适用

续审制之适用的诸多问题及其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民事诉讼程序相关制度建构本身的欠缺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足够的协调与整合。将审级重心放在一审,完善证据制度和审前程序以及协调当事人的诉讼处分权和审判权的冲突是适用和完善续审制的基本路径。     

浅析本科生选课制

选课是学分制教学管理下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选课制是学分制的核心。随着高校学分制地推行,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选课制,以保障学分制的有效实施。     

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规则化

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的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改革中,普遍采用了"制定实施细则"、"规则细化"这类用详尽的规则将裁量权具体化、细节化的方式,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细致入微、不留余地的程度。尽管规则细化具有良好的出发点和切实的效力,但过度使用仍然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从根本上说,促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良好行使不能单纯依靠规则,在考虑多方面因素和措施的基础上形成控制裁量权的综合体系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论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通过对证券发行审核制度进行合理的分类,核准制与注册制,并对两种制度从含义、特征、监管理念及立法思想等方面作详尽而深入的比较分析,提出核准制与注册制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观点,联系我国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沿革与发展,希望能对我国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所裨益。     

辩证看待外贸顺差结构性调整出口退税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外汇短缺 ,为此国家实施“创汇战略” ,实行出口退税。近年来 ,我国已由当初的外汇短缺国家变成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 ,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外贸环境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 ,长期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负效应日益凸显 ,所以应该辩证地看待外贸顺差 ,进一步加强出口退税的结构性调整。     

论刑事政策视野中的“严打”

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从宏观角度制定的具有全局意义的抗制犯罪的战略决策。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轻缓型的刑事政策逐渐为“轻轻重重”的复合型刑事政策所取代,“严打”政策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作为一种具体刑事政策,我国的“严打”政策应具有目的性、综合性、针对性、层次性等特征。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对我国转型时期塑造组织结构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创史人,是现代组织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奠基人。对整个20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各国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如下放权力,减少了中间层次,注重合理性,提高生产效率,接近广大的消费者,力求更加灵活,更加革新,更加富有企业家精神,等等。但理性官僚制通过对三种权力类型及组织形态的分析,揭示了基于合理性法律基础之上的官僚制特征,对于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组织结构交替阶段存在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帮助。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掌握其精神实质,对于我国转型时期组织结构塑造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自治项目嵌入、共同生产形成与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破解——基于上海市“乐妈园”项目的个案分析

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最近成为研究热点,其具体体现为公共服务脱离社区、公共服务无法精准对接公众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社协同程度低等方面。上海市“乐妈园”项目嵌入社区后形成了属地化机制,进而激活了社区内部的共同生产机制。一方面,草根项目团队可以借助多元途径准确了解居民需要,通过项目设计环节的共同生产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项目团队与体制内力量和居民在项目“拆包”过程中开展合作治理,通过项目实施环节的共同生产促进了项目的顺利落地,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政策意涵上看,基层政府应该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统筹作用,通过项目化载体吸纳社会参与,形成政社合作治理,缓解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