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法理基础与实现路径

域外证券发行权属性之争以及法定披露与自愿披露之争为我国证券监管提供了理论基础。证券发行权和上市权的商事权利属性,决定了证券发行上市应放权于市场,由市场来对发行人作价值判断;法定披露理论的支持,决定了我国的证券发行监管必须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审核机制。通过中外证券发行的社会宏观与微观基础的实证考察,比较我国与域外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生态、信息披露、司法与执法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寻求证券发行注册制路径。当下,我国证券限量发行的审核制是造成证券市场供需失衡、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我国证券发行的注册制改革应依循渐进式变革的路径。     

尊重“相邻权” 平安你我他

相邻权实质上就是一种“限制权”,虽然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但在行使时必须顾及邻里,甚至必须为邻里利益作出让步或牺牲,并不能“我的地盘我做主”——     

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

在共和晚期和帝政初期的罗马,在每平方公里6万人的人口密度条件下,维持了265年无瘟疫的记录。这要归结于那时的罗马有较好的公共卫生设施和相应的立法。卫生软设施有专门的卫生官员,硬设施有水道、公共浴场和下水道。卫生立法有水道立法、浴场立法、下水道立法、工厂排污立法、殡葬卫生立法以及医疗卫生立法。但罗马人没有40天隔离制,对症疫的原因只有神学的解释,造成了面对外来瘟疫手足无措的局面。而且,罗马人的卫生设施还有不入户、污水与小固体废物混排、污水不经处理直排的缺陷。     

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法院审判人员的优化配置

在实行法官员额制改革过程中,必须一并考虑法院审判人员的分类管理和优化配置问题。在民事诉讼中,为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对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必须配置入额法官;对于非讼案件的审理、诉前或审前的法院调解以及立案登记等程序事项的处理应交由司法实务官进行,从而让法官专注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判,以更好地落实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保障之宪法理念。司法事务官不同于助理审判员,其不能审理所有的民事案件;司法事务官也不同于法官助理,司法事务官不是法官的助手,其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事务官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处理民事纠纷的法官,司法事务官不必进入法官员额。     

度量衡的制度塑造力 ——以历史中国的经验为例

就保证农耕中国实物税收的适度和公平而言,度量衡,尤其是量和衡,先后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经济制度上,先后形成了以“度”为税收手段的井田制,以及秦之后以量、衡为核心手段的赋税制。为保证全国统一合理税收以及政治治理而建立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必须有俸禄、监察、考课等制度的保证或辅助,同样需要度量衡的技术支持。度量衡还是统一金属钱币的前提和标准。度量衡的制度塑造力影响深远和广泛,这进一步体现在“百代皆行秦政法”,以及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所建制度的文明融合性重塑。     

对抗制改革中的司法机关

在我国刑事审判的对抗制改革中,对我国的司法机关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认识、定位和塑造,是一个十分现实、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抗制改革中,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处于齐步改、同步变的过程中;改变最大的将是法院和法官,由职权制下的积极主动的审判者角色,转变为消极、中立的仲裁人身份;法院和法官的消极和中立不能或主要不能由法院和法官单方面自觉实现,而是在各方的互动下,客观上趋于消极,走向中立;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也将减弱其身份在职权制下的职权色彩,发生类似于一方当事人的变化,但是,我国的检察官不应该当事人化。     

日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与其金融安全网的演变

金融安全网作为保持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而建立的危机防范和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一直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和相关学者的关注。日本从二战后至80年代金融业处于长期稳定状态,使许多人推崇日本当时的金融安全网。然而,正是这个安全网阻碍了市场约束发挥作用,掩盖了日本银行体系长期积累下的脆弱性。进入90年代,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日本传统的金融安全网明显失效,其金融业进入长达十余年的不稳定时期。安全网也随之发生变革。     

日本公司法制的IT化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进行公司法制的IT化改革,可节省公司的运营以及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成本,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并且可以促进企业乃至整个社会IT化的发展。为迎接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日本以及西方诸国在近几年已基本完成了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的IT化调整,我国也应作出相应的举措。本文详细介绍了日本公司法制IT化改革的有关规定,并以其立法经验为借鉴,对我国公司法制的IT化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     

匿名审稿制的价值、功能及其定位

匿名审稿制作为代表国际发展趋势的审稿制度,已为学界达成共识,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功能。但它的实施还需要强有力的监督作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