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共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与批判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在这样一个重要年份,却传出日本一些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消息。例如,在2月20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与到访的南京市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在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竟说:"的确存在一般性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河村隆之的话,严重歪曲和抹杀了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真实的历史,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影响了中日间的健康、稳定合作,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南京市政府深感震惊,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因为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评价问题,一些学者对陈独秀的文化身份和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作出的巨大文化贡献有意回避或压低。实际上,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青少年时期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接受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后,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力批判。他攻击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教,批判儒学不适合现代生活和压抑人性的一面,否定儒学一尊;他还积极宣传民主和科学,弘扬个性解放,提倡新道德,发起文学革命,进行现代新文化的建构工作。陈独秀并未全盘反传统,他对旧文化的批判是中国文化吐故纳新、向前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表现,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积极影响。     

马克思异化理论视域下的消费主义批判

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消费主义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异化形态。消费主义是指以追求过度的物质占有和享受作为人生最高目的的价值观以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不再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无限制的欲望的满足,表现为人对于人生意义、人际关系以及自然等关系形态的异化,进而导致人变成非人、人与人的本质相对立。只有逐渐扬弃这种异化,人类才能从物质追求的欲望中解放出来,化解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矛盾,形成科学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方式。     

楚纪南故城遗址区内居民文保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文化遗产保护是指人类为了解决现实或者潜在的文化遗产问题,协调人类和文化遗产的关系,保护和改善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生存环境的一切人类活动的总称(以下简称文保)[1]。公众参与是文保发展的重要趋势。学者张国超[2]在《我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行为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文保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指     

利己主义的现象学及其还原——解读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

施蒂纳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虚构的“唯一者”来张扬利己主义。马克思批判施蒂纳利己主义的现象学，目的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世界，在此基础上阐发更为丰富的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实践内涵，从而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思想基础。     

《现代体能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评

布特教授2011年出版了《现代体能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一著。布特教授从文化哲学的维度，深度审视和批判了现代体能的弊端，追问了体能远离本原的原因，探讨了体能与人之间的本原、和谐体能理论体系建构等问题，有借鉴价值。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问题的理论批判与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问题既有理论批判也有理论建构。由于人是劳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二位一体",马克思恩格斯由此发现了作为人权主体的人是有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的裂变的,进而发现了人权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在阶级社会是对立的,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同一。因此,阶级社会人权与共产主义社会人权成为二人理论批判与建构的目标,二人在人权上的"破"与"立"由此体现出来。     

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主题探析

业已成为一种特定的理论立场和社会思潮的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给予了全方位的关注和重点聚焦。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后现代立场对现代性展开深刻的理论分析,其现代性批判理论旨趣和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现代性的对抗和抵制;对现代性的解构与消解;追求后现代的碎片化和差异化。这样一种崭新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现代性诊断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有着诸多的联系和异同,他们有着相同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实质;又存在着理论旨趣的迥异和对立。如何认知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独特风格、新颖观点和别样论断,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课题。     

政策的肌肤: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及其本土意义

态度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策设计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是政府的责任,是福利态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内地学界的相关讨论较少。论文基于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回顾并重新界定了概念,勾勒出研究的学术脉络。研究发现:福利态度的分析维度具有多重性与动态性,福利态度差异可以采用福利体制与福利文化的双重解释路径,据此提出了研究的本土意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与专业的参照坐标,也为学术对话提供了知识基础。     

“人工代孕”的立法与规制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人工代孕"是一项帮助不孕者实现生育的技术手段,但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无论在立法还是执法层面,应对代孕所产生的法律与道德难题,我国当前的法律规范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人工代孕"三种立法模式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基于自身立场对立法模式做出选择,在这方面,澳门地区的立法态度与立体化、全方位的立法模式,值得我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