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能否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实例分析——兼论类行为的犯罪转化问题

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罪其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在司法实践中犯诈骗罪转化为抢劫的事例很少发生,而因实施合同诈骗犯罪并且处于未遂状态时的行为能否转化为抢劫罪的事例和引发的争论更为少见.本文借助一个极有争议的案例,具体深入地讨论因实施合同诈骗能否发生转化的刑法理论根据和实践应对措施,并就类似盗窃、诈骗、抢夺犯罪的类行为能否转化、在怎样的情形下才能发生转化的问题附带作一理论上的深入思考.     

盗窃与抢夺的界限

从"秘密与公开"角度区分盗窃与抢夺的观点与做法存在诸多缺陷;盗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采取平和的手段,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盗窃行为既可以具有秘密性,也可以具有公开性;以对物暴力的方式强夺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具有致人伤亡可能性的行为,才构成抢夺罪;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对象是否属于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行为是否构成对物暴力.     

从司法视角探究“以危险方法抢夺”之定罪

“理论源于实践。”当进入本题研究时，深感此言不谬。澳门、香港博彩业的社会实践活动长期、广泛而发达，因而在理论上、口语上、法律上的词语就丰富得多，精细得多。而在当代内地几部权威的辞书里居然没有“博彩”的词目。不仅如此，由于内地、澳门、香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因而对一些词语的理解也有显著的区别。     

凶器未显露在外的抢夺行为如何定性

本文案例启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中的"凶器",是指在性质上或者用法上足以杀伤他人的器具,包括性质上的凶器与用法上的凶器。从该条法条性质及文义规定看,携带凶器抢夺并不要求行为人显示凶器,更不要求行为人向被害人显示自己携带了凶器。[基本案情]2010年4月至6月间,赵某某、鲍某某分别在河北省文安县和天津市静海县多次实施抢夺行为,每次抢夺均由鲍某某驾驶摩托车载赵某某寻找作案目标,当发现目标时,鲍某某即停下摩托车,赵某     

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条件

转化型抢劫是抢劫的一种特殊类型。我国刑法把转化型抢劫罪的前行为规定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 ,有必要予以修改 ,但在未修改前 ,只能理解为是指构成犯罪的情形。作为转化型抢劫罪 ,行为人必须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 ,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暴力、胁迫必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方能以抢劫罪论处     

“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问题再探讨

"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问题应当从广义的"飞车抢夺"和狭义的"飞车抢夺"两个层面展开。广义的"飞车抢夺"刑法定性应当注意行为性质转化以及事前、事中、事后的附加行为因素对"飞车抢夺("狭义的)刑法性质上的影响;狭义的"飞车抢夺"的刑法定性应当考虑"飞车"对"抢夺"刑法性质的影响。     

反对“四风”必作于细

最近，河北省在归纳整理征集到的30多万条意见建议的基础上，针对“四风”表现，立整立改，从细从严部署了“十件实事”。如核减罚款条目，减少收费项目；治理农药、兽药残留物超标；集中解决吃菜、吃肉不安全问题；集中打击街头抢夺、抢劫；除制式警车以外，一律取消“O牌车”；明确清理“吃空饷”对象和范围，逐人检查落实；公务人员接待实行禁酒制度，等等。可谓民呼我应，令人精神一振。     

论"飞车抢夺"致人重伤、死亡中的故意

在飞车抢夺行为致人重伤、死亡如何定性的问题上,刑法学界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但对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意图却鲜有不同的见解和分析。在此,本文从行为人的犯罪心理、过失与间接故意犯罪心理的区别以及现行立法的局限与演进剖析了飞车抢夺致人重伤、死亡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希望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今后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更好地贴近于社会而指导司法实践。     

浅析“携带凶器抢夺”的罪名转化是否合理

抢夺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一个罪名。我国刑法规定,实施抢夺行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依法以抢劫罪论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抢夺之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转化为抢劫犯罪;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量刑。在此,笔者对第二种情况进行分析,谈谈自己的一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