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论析

"神"、"钱"、"权"都是人的某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神本"、"物本"、"官本"都是人以人的某种片面性的本质为本.以人为本不能归约为以民为本和以人民为本.在全球视域中,人作为同一性和同质性的类,人为本意指人是人的世界、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根源和根基,世界、社会、历史和人自身是以人为本的.在社会和阶级视野中,人作为具体的现实的人,以人为本则是具体的、历史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展现出它的完整的形态.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和落实,依赖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安排,依赖于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客观社会生存模式.     

A.施密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析评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A.施密特认为,马克思是在非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自然概念,并以"非本体论唯物主义"作为其自然观的基础的.施密特强调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特征,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旨在批判"第二自然"和突出主客体的非同一性.这些观点无疑对我国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否本体论的讨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Analysis about Ident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Legal Culture in View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Embodiment in China： Writing with Formation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s

法律文化的概念外延包括了规范制度形态、意识观念形态、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问题主要属于规范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而法系的问题主要属于意识观念形态和实践活动形态的法律文化。由于实行“一国两制”,在“两岸三地”即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与法系,这是“中国特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在“一国两制”的视野下,继续探讨法律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对中西方法律文化中蕴藏的优秀精神——对法治的崇尚和对统治的信念,通过实践不断地选择,融化成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体系,将法治精神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建成法治国家。     

风险社会的刑法调适——以危险犯的扩张为视角

风险社会的实质是人类在从现代技术手段获益的同时,却无法完全掌控这些手段,陷入对自身行为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无法预测与控制的境地。风险社会的风险源于人的决策与行为,因此,如何有效管控人的行为,最大限度地规避与控制各种潜在风险,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作为社会调控最后手段的刑法也必须针对当前的风险状况及时做出回应。现行刑法基于传统的以实害犯为主的立法模式,无法有效地规制各种风险行为。危险犯的立法设计,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能够将刑法的保护防线提前,从而达成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有利于对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是应对风险行为的有效处置手段。     

从同一与差异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

作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理论主题、相同的理论品质、共同的立论基础、共同的理论目标,这是三大理论成果整合进一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前提.三大理论成果的产生和形成有着不同的历史境遇和不同的理论侧重点,这反映了三者之间的理论差异性.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视角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又反映了理论体系本身的逻辑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和逻辑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话语“陷阱”的认知逻辑及其批判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西方话语"陷阱",即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例如西方民主话语凭借"选举至上论"、"民主富强论"、"民主一元化"等话语攻势企图垄断民主标准的制定权和民主模式的主导权;及通过制造一系列"陷阱"理论来质疑、构想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影响,例如国强必霸思维模式下的"修昔底德陷阱"和作为霸权稳定论思想延伸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对这些"陷阱"理论要尤其注重批判性分析。西方话语"陷阱"的认知逻辑在于以"抽象的人"为认识论原点,将社会历史的实践者与具体的实践环境相分离;且由于对认知主体的确定性把握不足,导致"陷阱"理论频发和"普世性"思维模式下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模式和轨迹普世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现实的人"及其所处于的历史环境为认识原点,才能走出西方的话语"陷阱",正确认识有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财产损失要件在诈骗认定中的功能及其判断

中国司法实务对于认定诈骗罪的态度相当克制,理论上则不能仅是为司法实务背书,而应该在重视实务立场的前提下,明确诈骗罪的成立标准。无论是财产概念本身还是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对限缩诈骗罪的处罚范围效果有限,因此,应突出财产损失这样的客观要件在诈骗罪认定中的作用。就损失的判断而言,整体财产损失说的基本框架值得维持,而在处分目的重大背离的场合,则应对这一学说予以修正:确定诈骗数额时,如行为人所得与被害人损失不一致时,应以"素材的同一性"为标准;以后以诈骗所得偿还前一诈骗被害人时,应以"主体的同一性"为标准。修正的整体财产说对限缩诈骗罪的范围意义重大,而犯罪成本也可能在必要时予以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