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院最大化什么?——以S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考核制度为视角

波斯纳曾以法官最大化些什么为专题,对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群体所追求的最大化目标进行了研究,并构建了法官的效用函数,认为在案件中投票以及因此获得的遵从和寻求休闲是法官效用函数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有中国学者借用此研究方法,在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制度背景、法官职务保障以及法官管理方     

人口现象中的社会问题——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再认识

出生性别比失衡发生在生育率下降且存在强烈生男偏好的社会,反映了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问题.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失衡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这种人口现象是社会问题的突出反映,也会引发一系列人口、社会和家庭问题,影响社会的协调发展.通过回顾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和特点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应对,从制度安排、村落文化、家庭需求和个...     

虚拟偶像背后的青少年流行文化心态

虚拟偶像文化源起于早期二次元文化，是数字技术生成的拟真世界。作为虚拟偶像粉丝群，“90后”“00后”的媒介使用偏好从需求到动机、从媒介消费偏好到媒介消费实践存在着文化心态的代际差异。“90后”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抉择的需求和动机更多地是以工具性动机、情感满足性动机为主，而“00后”更重视成就性动机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参与形式。一方面，“90后”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偶像文化消费过程中，他们更多的是漫步者、流浪者和观光者，是“被动的消费者”。而对于“00后”来说，倾向于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他们兼具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混和价值”取向，他们在生存—幸福价值、传统—现代两个维度，均表现出“双高”特点。     

阶层偏好、文化资本与情感机器——东方甄选直播现象的数字民族志研究

直播带货是当代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数字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东方甄选直播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首先，东方甄选依靠直播平台的算法技术对用户进行精细化管理，其受众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和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其次，依靠文化和知识的展示，直播迎合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文化偏好，即对文化资本和象征意义的追求，并形成了一种基于阶层品位“区隔”的文化认同；最后，它所塑造的文化认同依赖于有特色的情感劳动，通过价值和道德叙事将受众和主播纳入当代互联网的情感机器中。东方甄选这类直播带货表明，直播经济正在迈入新阶段，一种新的经济样态已然到来。     

自动化技术对青年劳动者就业及技能的影响——基于广东省制造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中国制造业过去十年所经历的自动化升级浪潮对制造业劳动者的就业和技能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对青年劳动者的影响最甚。本文基于对广东省实施自动化升级的制造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区分出两种技能发展路径及其对制造业就业岗位和劳动者技能变化的影响。第一种是自动化—技能替代式路径，企业主张减员增效，推行以机器替代人工技能为导向的技能管理策略，其结果是大量技能工人岗位被取代、少量机器维护岗位得以保留的自动化生产模式。第二种是自动化—技能偏好式路径，企业在推广自动化的同时重视对工人技能的培养和提升，并建立完整的技能培养体系，其结果是在整体岗位数量小幅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产能的大幅提升，技能工种类型多样化、技能型工人所占比例增加。本文认为，自动化—技能偏好式路径更符合我国发展技能社会的政策导向，有助于促进青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和技能提升，实现制造业产业和劳动者的共同升级。     

VR智慧党建：大众认知和使用偏好调查报告

新时代的VR智慧党建，虽然突破了传统党建教育的限制，但仍存在着发展上的问题。采取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形式，以南京及周边地区为主要调查范围，就大众对VR党建的认知情况、需求偏好、相关态度、未来发展四个方面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大众对VR党建的认知度较低、VR党建教育市场有待开拓、使用者追求更独特的体验、VR党建产品需提高易用性与娱乐性。最后，基于调研结果提出建议，为VR在智慧党建领域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一定参考。     

法律解释的公共性

法律解释是一个不断“去私人化”、重构法律文本公共性的过程。法律解释的公共性是一种符号、方法、价值意义上的公共性，以公共偏好、公共理性、公共利益的形态呈现。为了寻求法律“原初”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理解中进行视域融合，通过对话与协商统合作者与读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对文本含义的重叠共识，在往返流转中无限逼近法律文本的原意。为了实现法律“现实”的公共性，解释者应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性关系与互依性关系，将自我塑造为具有关系理性的解释主体；同时，解释者应通过表达与对话机制将个体性解释整合为公共性解读，以此探求文本的“原意”。     

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

为什么一个大国会从“风险规避型”偏好向“风险承担型”偏好转移？大国风险规避或风险承担的战略偏好并不总是与实力对比或战略环境相匹配,有时在现状收益递减或相对权力优势最大化时选择克制战略,却在仍处于现状收益递增或权力劣势时选择冒进战略。对于解释风险偏好的这一不确定性特征,可通过对国家战略自主性、战略动机、安全困境和风险偏好惯性等进行关联性考察,采取兼具体系变量与单元变量的综合路径,探究非本意的系统效应结果。通过对近代欧洲多极体系与美苏冷战两极体系的结构性和进程性考察,验证了自利德尔.哈特到保罗.肯尼迪的目标—手段的动态平衡对大国应对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战略自主性与风险偏好的惯性研究。     

政府监管职能转变的风险约束:基于地方官员监管理念与行为偏好的调查实验北大核心CSSCI

创新政府监管模式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政府监管职能转变较为迟缓,虽有研究侧重激励视角的解释,但未对风险约束这一变量深入阐释。本文基于风险预期和风险程度构建了分析框架,并以调查实验考察地方官员的监管理念与行动偏好,以提供微观层面的因果证据。结果显示,“放管服”改革议程影响了地方官员对政府监管职能的判断与认知,其监管理念发生了转变,但他们在面对具体风险情境时,仍更倾向于采取“加强审批”的旧有方式履行监管职能,并且这种行为偏好并未因风险情境的变动而表现出差异。这表明,推进政府监管职能转变需要对监管目标作更细致的拆解,进一步平衡效率与安全,调整监管内容范围,积极回应社会发展新需求,同时借助数字技术创新监管模式,提升地方监管能力。